今年“五·四”期间，当我正沉缅于对鲁迅、胡适、林昭、吴维尊、贾植芳、李慎之和郭世英等先驱者的纪念之时，我的朋友姚涵先生（中央某学院院长）发来一短信。内容是刚刚获悉食指的《相信未来》编入了新版的中学课本，问我“能否评论一番”。虽然一直未与姚涵交换意见，但从他发给我短信的语态中感觉，他对此事可能感到庆幸，并感到获知此事太晚，或许认为食指的地位终于尘埃落定、得到了“承认”、给了个“说法”。因为从惯例来讲，从文者一旦有文被编入教材，便意味着已经被钦定为经典，似乎是范进得到了莫大的荣幸。不管是荣幸的愚昧还是愚昧的荣幸，反正这荣幸所带来的各种世俗利益也会如江水滔滔而来。何况编入中学课本便意味着向绝大多数的中国人示范其经典，会像课本中提到的许多圣地一样让几亿年轻人崇拜、敬仰。为此，我为食指高兴，因为我们都未能彻底脱俗，谁不愿将自己的观点向更多的人群展示呢？因为这毕竟是穿过了历史的尘封坚挺到今天的历史的回声，还因为这是那个年代弥足珍贵的发自个体生命的声音。但瞬间的高兴之后便是深深的、长久的、沉重的悲凉，一方面为食指的个人命运、为《相信未来》的命运。另一方面为一个时代、一个群体、一种文化、一种体制的悲哀。姚涵的兴奋和我瞬时的高兴是否受惠于“灾民之下的恩人政治”习惯，还是因为我们的血液里总有难以逃脱的对于“未来”的相信和依赖。或者还是思想者必须付出命运巨大的世俗代价，然后让沉酿的思想轻轻环绕发出思想的已经陈寂的头颅招手致意。我想我们的文化里塞满着对于“承认”的期待，一种“站着反而不习惯”的习惯还活在我们心里。

　　单纯地从文本角度来讲，食指的《相信未来》是一首很纯正的诗，诗里从形式到内蕴都是典型的中国话语，文本操作上完全是“爱国”的。如果放在1968年的语境下，这首诗便会散发出刺眼的光芒，这光芒终于穿透了铁甲一样的历史尘埃，成为当代诗歌史中的名篇。如果在今天来看，我们已无法去挑剔它的局限和不足，因为历史已经无法改变，它已成为“文革”历史中少有的温暖。只是今天与入选中学课本这件事关联在一起，便会带给我们沉重的话题。也许这种关联是一种反讽，但反讽者恰恰不知道自己的反讽。也许天堂的大门似乎在铺满鲜花，但进入大门之后发现天堂里并没有道路，其中的逼仄胜过了正极力逃脱的人间。然而，返回人间的大门已经紧紧关闭，只能在貌似天堂与地狱的夹缝中展览作为神圣者的苦难。也许作为食指更喜欢过人的生活，他根本不愿成为圣者。他在《诗人的桂冠》中写道：“诗的桂冠和我毫无缘分/我是为了记下欢乐和痛苦的一瞬/人们会问你到底是什么/是什么都行但不是诗人/只是那些不公正的年代里/一个无足轻重的牺牲品。”从声音被禁止只能做地下流传，到声音被一步步地神圣化，似乎成了中国文化中的一条铁律。食指从当初的被打击、摧残，和后来被文学史的忽略和埋没，到今天被诗歌史又尊为神一样的地位，也是在重走这一条铁律。尽管食指厌恶自己的被神圣化，但食指已像当年被利用一样被二度利用，神圣者已经无法使自己逃脱神圣。只是当年的“神圣”利用了一代人的青春，今天利用了他那仍如神圣一样的文字。当食指在当年“相信未来”之时，他无法想到是中国的历史一直在重复着提出“娜拉出走以后怎么样”这样的问题，虽然这是他的同代人顾准的思考，但今天仍未能走出历史循环的怪圈。当初的革命者中许多人以“烈士”代价并未迎来他们憧憬的“未来”，而食指的“未来”是什么？仅仅是入选三十年后今天的教科书吗？教科书中的入选恰恰说明了它在当下意义的缺席、和历史光辉的褪色。

 　　这就涉及到“未来”和当下的问题。在人的本质问题上，“未来的意义并不大于当下”（白鸦），这并不仅仅因为人的个体生命的局限性，更重要的是我们期待什么样的“未来”。从历史的循环中看，“未来”往往并不可靠，“未来”往往是对“过去”的有意重复。如果忽略了当下的意义，一味热情欢呼而来的“未来”往往是比“过去”更加失望的残酷。食指当年所期待的“未来”在食指今天看来似乎已经来到，如果仅仅是入选了教科书的话。果真如此，那么他会让他所代言的一代人失望，我想他不是的，他的表达仅属于他的内心。他所期待的“未来”也绝不是仅仅对于“个我”的肯定和安慰，也不会是新的形式的梁山情结。如果为了寄希望于“未来”，就是在放弃或否定当下，否定当下也即意味着否定个人。因为每一个个体的人都很难百分之百地拥有广阔的、如期而至的“未来”，“未来”的价值被放大的过程，也往往是个体生命被蔑视的过程。我们已有过多少热情的战斗语言和鼓动号角，在“为了美好的明天”的承诺下我们可以暂时不再是人，人，多么次成了铺向少数人走向“明天”的砖石。然而，悲哀的是悲哀者很少能发现自己的悲哀，往往把拥有的悲哀当作了通向天堂的门票。显然，作为呼唤“未来”者是对于当下的否定，这本身没有错，我所强调的是对于“未来”的呼唤不能寄托在那些“未来人们”的恩惠上，世上没有救世主，更没有神仙皇帝。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食指表现了天真的善良，他的“相信未来”是“用美丽的雪花写下”，是“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是“用孩子的笔体写下”。并且坚信“未来”“一定会给予客观、公正的评定”，并“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幸亏，食指是站着写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否则他便无法等到“他们”的“评定”，尽管这“评定”来得十分漫长。然而，食指所等来的“评定”是以放弃了“当下”作为巨大代价的。与他同时代的思想更加深刻的林昭、郭世英、吴维尊是没有“相信未来”的，他们只强调了“当下”的价值，所以坚守了那个震砾心灵的当下。为此，我们感到他们更加令历史颤抖，因为他们的精神是真理得以伸展的支撑，他们没有为新的国家主义提供其合法性期待。与食指相比，他同时代的林昭、郭世英、吴维尊更有着“当下”的意义，因为他们毁灭了躯体，实现了心灵、精神和信仰的自由，没有为这样的自由的实现表示丝毫妥协。那怕这种妥协是为了“未来”的理由，也被他们坚决拒绝。直到今天，我们还能听到他们拒绝虚幻“未来”的那种掷地有声的青春绝响，这声音如他们的灵魂已佑护在我们左右，他们带来了最早的民主与自由的空气。

　　我所强调的关于当下的意义并不是否定《相信未来》的历史意义，而是在今天的语境下关于当下的一种提醒。如果一个人不关注当下，只期盼未来；不承担当下，只想象未来，那么也决不会出现像想象中、期待中的“未来”。从根本上讲，“未来”有着众多可能性，“未来”似乎向每一个人敞开着大门，但是“未来”是建立在当下的延伸。也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当下，也便有什么样的“未来”。如果我们放弃了对于当下的干预，你只能被“未来”所使用，结果你的“未来”也并不具有未来的意义。前几日合肥等地暴发了新的“文化义和团”，那些愤青们无法知道当下与未来之间的逻辑关系，这种愤青的愚昧是文化的愚昧，文化的启蒙还任重而道远。所以尽管《相信未来》已入选中学教科书，但这并不能说明食指的“未来”已经到来，或许“未来”还十分遥远。因为今天的入选是对于“过去”的批判和控诉，并不是在叩问如今的“当下”，反而在夸大、反衬今天的光辉。如那些反对“家乐福”的愤青们的举动一样，他们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并未作出对于这个国家的文明进程有益的“爱国”行动，反而成为新的“爱国贼”。我们知道，最有意义的行动是当下的行动，最有意义的反思也是对于当下的反思。对于一个社会来讲，最有意义的推敲也是对于当下的推敲，因为过去已逝不再来，明天尚未来到，只有今天“长缨在手”。然而，我们总是习惯于把承诺给予明天，把批判给予过去，把正确给予当下，最后又会迎来如过去一样的“未来”。为什么总是难以摆脱这样的历史循环，不停地打倒过去，又迎来“未来”，新的“未来”只给少数人带来利益并重新把创造它的人推进地狱。这便是没有善待“当下”的恶果，没有把“当下”进行严肃、认真的对待，致使“当下”完全放纵并正确化、道德化、神圣化了自身，使之容不得置疑、容不得批评。而相对于一个社会的“当下”来讲，作为个体生命的“当下”又极其鲜活而短暂，如果寄世俗社会的希望于明天，远不如寄希望于彼岸世界。自从那个幽灵徘徊到我们的文化里以来，许多个食指已在这种幽灵里无法喘息，只是很少有人像食指那样找到了生命的希望并将其保持至今。这便是我们对于食指无法说出口的局限，好在食指认为自己有着“窗含西岭千秋雪”的境界。

　　食指“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是因为他“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今天看来，食指善良的期待是一种自我安慰、是一种理想的虚幻，是一个乐观的伪命题，这样的伪命题还容易传染、成为灾难。因为它极易点燃人性中依赖“明天”的弱点，然后放弃对于当下的权利。而食指在诗中寄托的“未来”显然是一种“恩人政治”，因为他相信的是“未来人们的眼睛”，而不是普世的价值和制度选择。相对于秦始皇时代来讲，“文革”时期是否也是秦国人的“未来”，“文革”中“人们的眼睛”是否解救了如秦国一样的人们呢？比较而言，与食指同时代的林昭、李慎之等人更具有着现代民主思想，然而他们在今天还没有入选教材，不能不说食指的入选是意味深长的。如果说这首诗在40年前鼓舞了一代人，使一代人为此没有消沉绝望的话，那么这首诗的价值也只是属于那个时代，今天的阅读只是触摸一下历史的凸起而已。只是在教科书中可能要扭曲它的本来面目，不但不能还原真实的历史语境，还不能代表当下的积极意义。“未来”可以创造，但“当下”更需承担，当下的关怀过程才是生命真实存在并满足幸福要求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