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老师为何痛骂“德智体美劳”？

李白的老师赵蕤曾经在《长短经》里说过这样一番话：“先知先觉，见解通达，这是才华过人的体现，但在太平盛世，不把这当作比别人珍贵的东西。识见广泛，博闻强记，能言善辩，这是聪明智慧的流露，但是有道的君主不把这当作要求臣下的标准。傲视同侪，独超众类，不受流俗的污染，这是士大夫的高尚品行，但怀有管理之术的贤相不能吹毛求疵，让每一个平民百姓都能做到。

所以，那些高不可攀的表现，不能立为人人都要遵守的底线。那些一般人比不上的品德，不能当做一国的风俗。聪明的领导人，待人接物要学会‘不求全备，不看门第，不计仇怨，量才录用’，建立良好的制度使他们各安其位、优劣得所。”(原文——《文子》曰：“夫先知达见，人材之倕也，而治世不以贵于人。博闻强志，口辩辞给，人智之溢也，而明主不以求于下。傲世贱物，不污于俗，士之抗行也，而治世不以为人化。故高不可及者，不以为人量。行不可逮者，不以为国俗。故国治可与愚守，而军旅可与怯同。不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其所有而并用之也。”)

这番话说的虽然并不全对，但也确实揭示了一个客观事实：想要更好的经国纬政，不能单单依赖每个社会成员的“自身素质”，更多的要靠“管理原则”和“制度建设”。

然而，近来教育界却有一种说法颇为甚嚣尘上，其大意如下：管理原则和制度建设都是扯淡，想要让中国“重续汉唐，再启康乾”，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督促每一位国民都必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也就是大力提倡“圣人教育”!“圣人教育”要从娃娃抓起，从小学生抓起！

这是自“犬忠”教育之后，“何不食肉糜”式的砖家学者又奉为圭臬的“王牌”之一。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所谓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之说到底想达到什么目标?!

官方答教给出的是这样的描述：

【德育】是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正确的政治观念，培养学生形成正确的思想方法的教育。

【智育】是授予学生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技能，发展他们的智力和与学习有关的非智力因素的教育。

【体育】是授予学生健康的知识、技能，发展他们的体力，增强他们的体质，培养他们的意志力的教育。

【美育】是培养学生的审美观，发展他们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培养他们的高尚情操和文明素质的教育。

【劳育】是鼓励和培养学生进行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创造的教育。

观之至此，笔者不得不说，力推这五项教育者虽或失诸天真，然而用心良苦，可堪嘉惠！

但是，由于教育系统僵化迟滞，对“德、智、体、美、劳”这五个字的论述和阐释太过空泛，甚至可以说是“博而寡要”，根本没有与时俱进的赋予它们在新时期的意义和内涵，以致于基层老师在传道授业时并无体例可循。

无奈之下，一些人在教导学生时便只能援引“古义”。

笔者曾经在京畿某大学破天荒的听到某知名官方学者这样给“德智体美劳”定调：

　　“德”——《荀子·非十二子》：“不知则问，不能则学，虽能必让，然后为德。”道德品行高妙，仪容举止可法，如延陵、晏婴等辈，才能算在“德”字上过了关。

　　“智”—— 《管子》曰“四时能变谓之智”。思虑变化无端，能出奇谋善策，如范蠡、张良等，这才算是在“智”上有作为。

　　“体”——“体”尚武，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财者也。胆识不同凡响，武技力能扛鼎，如樊哙、恶来，这算是在“体”上有建树。

“美”—— 《说苑·谈丛》：“镜以精明，美恶自服。”喜欢讥刺问难，分别是非善恶，如子夏之类，可以算作在“美”字上勉强站稳了脚跟。

“劳”——《象》曰：“劳谦君子，万民服也。”像是向秀丽、郭凤莲、王崇伦等人，可以算作当今的榜样。然而还只是“劳”字的小成者。

　　《孟子·滕文公上》有言：“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按照中国传统政治学的观点，认为“劳”的最高境界还应该是“劳心”、“治人”。怎么才能通过“劳心”来“治人”呢?《人物志》上说‘其人之品德足以统率一方，其法律法令足以端正一乡，其道术谋略足以权衡一事之利弊，此谓之专能成器之人，如子产、西门豹。’也就是说，通过努力学习、精进不休，最终达到子产和西门豹这样的水平，你就可以“治人”了!就达到了“劳”字的大成境界。

　　那么把“德智体美劳”加在一起，又是个什么概念呢?

必须得是“其人之品德足以正肃风俗，其法律法令足以端正天下，其道术谋略足以胜任朝廷之用”，如伊尹、仲虺、吕望。这才算是把“德智体美劳”弄全了。

把“德智体美劳”的内涵硬生生的拔高到这种地步，不能不说是彻头彻尾的变态！更可耻的是，还有人不顾一切的想把这些“陈年烂菜”强行塞进思想政治学课本。

　　众所周知，精通一门，神须专注，行有余力，乃可他顾。天下最佳之事，莫如九流三教、医卜星相、四书五经、十八般武艺件件皆能，事事皆精，文采也好，武略也罢，无一不是出人头地。可是世人寿命有限，“德智体美劳”这五项功夫深湛至极，连蔡元培、杨昌济这等名宿良师，究其一生，精进不休，修德律己，也才能达到十之二三。哪能容得一个普通学生每一门都去修习一番?一个人专心修‘德’，或专注于‘智’，或力行于‘体’，尚且难以在十年八载之内卓然成家，又怎能分心去修别的法门?

故而韩非对于“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之说，是这样评论的：“且夫百日不食以待粱肉，饿者不活;今待尧、舜之贤乃治当世之民，是犹待粱肉而救饿之说也。”的确，如果非要等到一个学生发展成为了兼具“德智体美劳”五种材质的“圣人”，才去拔擢见用，那么何异于让一个普通的农户一百天不吃饭，去等待一顿丰盛的珍馐玉馔?!能不饿死吗!

何况对于这个“德智体美劳”的检验标准，也实在太难搞了!你如果用‘先贤圣哲’的‘九征’之术、八观六验、六戚四隐，也还测的出来，前提是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问题是现在我们的考核制度不是用这些科学古朴、大巧若拙的办法，而是直接看表面、看试卷、看嘴上说。如果只看这三样的话，有心计、有城府的人，稍稍用厚黑学一糊弄，就很容易过关了。(所以中国的教育制度迄今为止，还是“不出圣贤，便出禽兽”。)

　　最重要的是，“德智体美劳”这五门功夫，本身就具极大缺陷，一旦超越范围和使用期效，就会走向它的反面。即令修成正果，用之不当，也会伤及自身甚至危害社会。

　　先说这个‘德’字，古来讲求‘忠’为百德之首，在‘德’门之内，没什么比‘忠’字更重要了。

　　‘忠’就一定有用吗?

　　战国时的法家慎到说过：“做个忠臣固然是好的，但忠臣并不能救乱世，相反，如果是处在一个混乱的、百废待兴的时代，忠臣只会加重那个时代的混乱。”如何理解这个道理呢?舜的父母很坏，却生了舜这样一个圣贤的好儿子。舜的父亲一次次要把亲生儿子舜置于死地，舜每次都逃过了劫难，原谅了父亲。夏朝的桀是最坏的皇帝，却出了不少忠臣，结果使他的过错显得格外突出，真象是罪恶滔天一样。孝子不会出在慈父之家。[老子说：“六亲不和有孝慈。”意思是说，家庭有了变故，有了危机，才能看出儿女的孝引来。]忠臣不会产生在圣明的君王执政的时代。[老子说：“国家昏乱有忠臣。”只有当国家、民族处在生死存亡之际，才会有忠臣出来殉国赴难。]一个英明的领导人懂得了这个道理后，就会要求部下既要尽忠，但不能过分，所管的事、所负的责任不能超越其职权范围，否则，就走到了忠的反面。

　　[汉朝的名臣、易学大师京房在中央政府当官的时候，因政见不同与石显有了矛盾，后来京房被下放到魏郡做太守，而石显还在中央。京房害怕了，就上书给皇帝说：“我的学生姚平对我说，我对你只是小忠，还说不上是大忠。为什么这么说呢?从前秦始皇在位的时候，赵高用事，有一个叫正先的臣子，看出赵高居心叵测，就非难、讽刺赵高，被赵高假以罪名杀了，从此赵高在政治上树立了威信，形成了赵高欺上瞒下、一手遮天的政治势力。到了秦二世，天下大乱，赵高指鹿为马，也可以说是正先促成的。现在我京房奉你的命令出来做地方官，希望你不要让我落个忠臣正先那样的下场，那就要让我的学生姚平耻笑了。”

　　由京房所讲的这个故事看，正先揭发赵高的阴谋，对秦始皇可说是忠了，可是这忠的结果，是自己脑袋搬家不说，反而促使赵高形成了专权的党羽和乱政的权力，最后导致天下大乱。那么这忠又有什么好处呢?]

　　这是说‘德’字并不完全靠得住。

　　再谈谈‘智’，反经曰：心智慧不以端计教，而反以事奸饰非。——[反智慧也。《说苑》曰：“君子之权谋正，小人之权谋邪。”]

意思是有智慧的人如果不是用来干正事，做有益于国家、社会的事，而是使奸作诈，颠倒是非，智慧就要走向反面。[《说苑》说：“君子也用权谋，但是为了做正义的事;小人也用权谋，但是为了干坏事。”]

这是説“智”的局限。

　　最后说‘体’、‘美’、‘劳’。反经曰：资勇悍不以卫上攻战，而反以侵凌私斗。——[反勇也。凡将帅轻去就者，不可使镇边，使仁德守之则安矣。]意思是仗着自己年轻力壮，勇猛骠悍，不是去保家卫国，而是好勇斗狠，欺负弱者，或者在黑道中结成流氓团伙，聚众殴斗。[这样，勇武就走向了反面，于社会有害了。把这个道理用到治国安邦上，执政者不应当让那些好战的将帅去镇守边疆，以免轻率地发动战争;而应当让仁爱宽厚的儒将或文臣守卫边疆，这样国家就安定了。]

　　这是‘体’字的局限。

‘美育’原本是要是培养学生的审美观，发展他们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培养他们的高尚情操和文明素质。但一般的大众总以外在容貌俏丽，举止风度翩翩，言谈博闻善辩，为人急公好义为美。殊不知，容貌俏丽、风度翩翩、博文善辩、急公好义本来是件好事，如果放到树立形象、讲究礼仪的场合如公关、外交之类的地方，是很恰当的。但是古来大奸似忠，大伪似真。如果凭脸蛋漂亮去乱搞男女关系，凭风度翩翩去行淫纵欲，凭博闻善辩去搅乱是非，以急公好义之名行结党营私之实，那就走到美的反面去了。

这是“美”的局限。

　　劳育是培养学生进行劳动观念和劳动技能的教育。在“功有赏，罪有罚，食有粮，居有所”的前提下，可以多劳多得，那么‘劳’就起到了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但假使上位者倒行逆施，百姓已而不能“发能中利，动则有功”，反而多劳少得，创造的财富都被特殊利益集团所褫夺，这个时候‘劳’就成了让百姓为统治阶级无偿奉献的工具。

　　这是说‘小劳’的危害。

　　大劳劳心，体现在政治上便是“修德律己，兢兢业业，夙兴夜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在“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国度，‘大劳’有不为窃国大盗做积蓄的吗?

　　从前，齐在姜太公的治理下，城镇相连，人口众多，一派繁荣景象。市场上摆满了生猛海鲜，田野上人欢马叫，方圆二千余里，举国上下，国家典章制度的建立，城镇乡村的组织规划，哪一样不是依照他们的开国圣人姜太公的做法呢?等到后来窃国大盗田成子一出来，杀了齐简公，偷窃了齐国，田成子所到手的，又岂只是一个齐国，而且把齐国几百年间形成的好的政治制度，都偷过来了。所以历史上虽然骂田成子是窃国大盗，但他一旦权势到手，就象尧舜一样，安安稳稳地做了齐国的国王，国际上一样恭维他，一样承认他，到底还传了十二代。由此看来，田成子不但偷了齐国，而且偷了姜太公开创的圣明的政治制度，这些权势、法规又反过来保护了这个大强盗。

　　为了草创齐国的制度，维护齐国的法规，姜太公可谓“劳形草草，身心两乏”，结果却是“前人田土后人收”，空“劳”了一场。

　　既然“德智体美劳”修之不易，本身又具极大弊端，我们就不必非得强迫人人都做到。须知，安德烈放浪形骸，巴顿谈吐粗俗，缪拉不拘小节，苏尔特贪财好利，步骘“种瓜自给”，阚泽“家世务农”，陈表“将家支庶”，张梁“未有知名”，刘基仇人之子，甘宁帝国之将，凌统使气杀人，胡综嗜酒如命，而拿破仑、孙仲谋能用之，此其所以致功也!正所谓“大礼不辞小让，大行不顾细谨”。

　　《反经》说得好：“国家有九种人才值得重用，有七十余种举措足可使弊政深化。九种人才是：一曰德才，以立道本;二日理才，以研事机;三日政才，以经制体;四曰学才，以综典文;五曰武才，以御军旅;六曰农才，以教耕稼;七曰工才，以作器用;八曰商才，以兴国利;九曰辩才，以长讽议。这九种人才的去留上下关乎国家的成败利钝。”

　　愚以为，但凡属九才之列，能为个人、家庭、国家创造财富者，都该定向培养，因材施教，何必求全责备?

　　正所谓“善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是故审法度而布教令，则天下治矣。”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是在改造国家体制上下功夫，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某一个或某一群人的德才兼备、完美无缺上。所以英明的国家领导人反复研究审视法律制度，而后颁布命令，天下就会实现大治。

　　只有在国体无章，制度失效，或者统治者在“做人原则、政治号召、管理方法、胸襟气度、谋略判断、品德见识、统御能力、英明智能、执法态度、军事才干”这十门课程都不及格的国家里，当权之人才会一味强调“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浅碟子、活废物，生怕世人脱离了“德智体美劳”的枷锁束缚，便无法驾驭!

          作者   赵丹阳   九零后半知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