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干部做“法家”，中层干部做“儒家”，高层领导做“道家”，这是很多管理行家的共识，也应该是学校较为理想的管理层级定位。

法家主张“法治”，强调他律，出发点是“人性恶”，类似X理论，强调监督、告诫、处罚，利用人们趋利避害的天性，“严刑厚赏”，“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主张制度管人，铁面无私，照章办事，贯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行事讲究效率，不拖拉积压，崇尚“无宿治”；强调制度的稳定性，反对朝令夕改，主张“国贵少变”。

基层干部把关的是学校教育教学最基本的流程和细节，他们不需要“深入基层”就可以了解最真实的情况，教师备课是否充分，作业批改是否认真，各种规章制度落实是否到位，一目了然，清清楚楚。他们能否严格执法和敢于顶真碰硬，是衡量一所学校执行力高低最重要的指标。学校基层干部贯彻“法家”的管理思想，严格执法，制度第一，不做好好先生，才能做到令行禁止，实现组织的高效运作。

儒家主张“德治”，强调“自律”，出发点是“人性善”，类似Y理论，强调恩泽、教化、感染，以人为本；提倡“德治”和“仁政”，主张“以理服人”，“以德感人”，“以情动人”；恪守中庸，防止“过”和“不及”两个极端，把握好“度”，做到节用有度，任废有度，赏罚有度，褒贬有度；追求和谐，以“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既注意成员之间协调与和睦，又反对无原则的苟同与同流合污；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对己“先义后利”，对人则“先利后义”；强调“为政在人”，主张“有教无类”，“诲人不倦”，倡导“因材施教”，“循循善诱”。

中层干部负责学校一个块面或者一个条线的工作，是校长和基层干部及一线老师之间的桥梁，要将校长宏观办学理念和学校发展战略具体化、制度化，需要协调上下左右的关系，建立团队，化解矛盾，培训员工，开展活动，同心协力完成组织目标。学校中层干部贯彻“儒家”的管理思想，才能以人为本地制定政策，出台制度；才能有效地化解基层执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凝聚团队，纠偏守中，保障组织的正常运转；才能让校长摆脱烦琐的管理事务束缚，腾出时间和精力，做更重要的事情。

道家主张“无为而治”，强调登高望远，尊重规律，顺应潮流，道法自然，“无为而无不为”，追求“以柔克刚”，“以弱胜强”；强调“政简刑轻”，反对“繁复苛重”，减少干预，放手放权，不把人的主观意志强加给事物及其过程；强调“以正治国”，抓重点，抓关键，重“内治”，辨方向，谋大略；强调“谦下”为本，“常善救人”，知人善任，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校长是一校之魂，需要超前的理念、正确的决策、准确的识人和科学的行事，这一切均离不开校长自身素质的提高。校长如果整天被杂事包围，拘泥于琐碎事务，无暇充电，孤陋寡闻，缺乏思考，就很容易固步自封，目光短浅，抓小遗大，坐失良机，甚至会不辨方向，盲目指挥，误入歧途。校长应该做“道家”，掌握规律，辨识方向，深谋远虑，高瞻远瞩。对于校长，指挥团队“做正确的事”比教育部下“正确的做事”更重要，“想事”比“管事”更重要，“管事”比“做事”更重要。校长就是要“出好主意用好人”，而不是事无巨细，事必躬亲。“不放手”“不放心”最后必然会导致既无“可用之人”，又无“可信之人”，走向更多的亲历亲为，形成恶性循环。

在学校组织内部，管理是需要分层的，不同层级的管理有不同的侧重点和要求。自上而下，战略管理依次淡化，过程管理依次增强；对人的管理依次淡化，对事的管理依次增强。越是基层的管理，越是需要更多程度的“法家”的管理思路与方法；层级越高，则越是需要更多程度的“道家”的管理思路与方法。分层管理，学校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优化配置人力资源，形成科学合理的管理层面，各有侧重，各司其职。上级对下级下达工作目标，下级对上级承担工作责任；中层管理人员享有一定独立的权利，更能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把上级交给的事情办得更好；上级特别是高层管理者避免了事务主义，能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对学校发展战略性问题作深入细致的思考，提高了管理深度和水平。

现实中，很多学校的管理层级是错位的。基层干部乐于做“儒家”，不做“法家”，遇事不敢顶真，做“好好先生”，致使制度行同虚设，执行力下降，汇报时必然弄虚作假，粉饰太平，误导上级；普通老师和员工，则乐于做“道家”，对学校宏观决策品头论足，猜测置疑，甚至空发牢骚，涣散人心，而不是谋求执行到位，低耗高效；校长则被迫做“法家”，别人看得下去，校长推不掉，只好冲在第一线，板起面孔训人，久之搞得干群关系紧张，校长威信下降，凝聚力减弱，甚至到基层也了解不到真实情况，疲于应对，决策能力降低，形成恶性循环。

校长做“道家”不是“坐而论道”，“无为而治”更不是“无所作为”。一位著名的企业家说过，“我工作只抓两件事――最大的事和最小的事”。我理解这里“最大的事”，就是做“道家”，这里“最小的事”，就是关注“细节”。画法有“疏可走马，密不容针”一说，管理亦然。校长不可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