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中国长篇小说的年产量数以千计，但这并不充分表明长篇小说的繁荣昌盛，其中凝结着作者经验和心血、“批阅三载，增删五次”的精品之作可谓寥寥无几。质与量对比，反差如此之大，意味着长篇小说的生产与消费之中泡沫化现象严重。

　　“城市中的日常故事”成为小说写作的基本套路，限制了小说构建想象世界的广度。当下的小说已然出现了两个重要的审美转向。一是叙事类型的转向，城市小说已经取代乡土小说，成为小说叙事的主流类型；二是故事形态的转向，由原来的历史故事、传奇故事、英雄故事、悲情故事向日常故事转向。于是我们就不难发现，为数众多的小说都在讲述城市中的日常故事，而且故事和旨味大同小异。何以如此？在全球化的消费时代，人们的日常经验，特别是物质生活层面的经验变得越来越相似。个人经验其实就是大众经验，即越是个人的就越是公共的。如果作家囿于这样狭小的经验领域，其作品构建想象世界的广度将受到严重制约。这一问题在女性小说和“70后”小说中更加明显。比如，类同化的泡吧经验、符号化的商场经验、可以复制的城市情爱经验，乃至小说人物相似的品牌着装。这种雷同和悖论的背后，是作家想象力和表现力的衰退，是对间接经验、知性经验和可能经验的轻视和忽略。

　　许多作家对消费主义文化缺乏距离和反思，“媚俗”倾向使作品缺乏深刻的洞察反思和震撼心灵的魅力。作家在小说文本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表达出对消费主义文化的认同，比如，对金钱与财富的认同、对资本与权力的认同、对个体欲望和欲望无限的认同，等等。可以说，这种认同就是媚俗。值得注意的是，不少作家甚至以直截了当、理直气壮的方式表明了这种媚俗的立场，其理由是此种价值观乃社会主流，大势所趋。问题是，以“大势所趋”为借口而放弃作家的独立思考与精神坚守而完全沦为“码字儿的”，不仅是艺术的堕落，更否定了文学的独特价值，否定了自身存在的必要性。

　　作为以上两种写作趋势的美学后果，某些长篇小说的症候表现为：故事和经验相似、重复，价值理念上臣服于消费主义文化和习惯性思维，导致小说作品艺术个性的丧失、超越性文化视野的缺失以及精神境界的堕落。现在的长篇小说创作，有一种日渐明显的现象，就是十来万字的小长篇越来越多，越来越流行。与此同时，在精神气象和艺术境界上，也是小格局的“小长篇”横行天下，真正有大气象大境界的“大长篇”未曾寓目。

　　长篇小说的作者如何在全球化时代和消费时代创作出真正有大气象大境界的精品之作呢？

　　一要“热心冷眼”，即对社会现象热心关注、冷静思考。中国社会已向消费社会转型，消费文化的强大逻辑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层面上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支配和影响着大众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经验。作家也是大众中的一员，在同民族经历了长时间的物质匮乏之后，一般很难抗拒消费主义的物性诱惑和强大魅力，也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部分甚至完全认同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文学作品的价值更多地在于它的精神含量，在多媒体时代，精神含量更是文学艺术的“比较优势”。这就要求作家对于社会现象，应保持积极的关怀甚至热心的介入，而对于社会流行价值观念，则保持冷静洞察与独立思考。

　　二要视野宏通，对于消费文化既要介入又要超越。作家主体的职业化，使作家的生存状态同文化工业和市场机制密不可分，这种生活状况也不可避免地渗透到作品的经验表达。与其被动的认同，不如积极地介入，即有意识地去洞察消费文化本身，以“故事”赢得读者，在作品中表现这种文化，并能对其进行反思与超越。这就需要作家有跨文化的历史视野以及深刻的理性精神，并以原创精神突破既有形式的藩篱和世俗观念的制约。

　　个人认为，在现时代的历史语境中，要想写好小说，作家要比拼三个东西：首先要找到一个好故事。所谓好故事就是既好看又耐看的故事，这是赢得读者的必要方式。其次要有跨文化的历史眼光和叙事视野，要把想到的好故事用跨文化的历史眼光来编织和结构，使小说故事的背后有一种跨文化的精神气场来支撑，好故事才能从小说中站起来，从而获得多元的文化意蕴。三是一定要对历史与现实丰富性、对存在与人性的复杂性，特别是对普遍人性以及人性中对于真善美的共同愿望有相当深刻的理解和洞悟，好故事才可能被书写成有深邃人文内涵的、有精神震撼力的好小说。长篇小说的大气象大境界也就可能从中生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