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县一中是中国教育的一个专有名词。它通常是县城里的“最高学府”，承载着无数农家子弟对知识改变命运的热切期盼。由此席卷全国的“县一中模式”则意味着一套行之有效的应试训练方法，包括空间上的封闭式管理，最大限度地占用学生的时间（每天除了吃饭睡觉都要上课，很少放假），让学生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的竞争状态，不断地考试、排名，等等。总之，一切成果都可以量化，考入名校的人数和本科达线率几乎成为衡量办学水平的唯一指标。

    在这样的背景下，天津市蓟县一中堪称异类。17年来，这所县一中从城市的中学那里讨教素质教育理念，并且在长期实践中摸索出一套独有的校园文化和精神气质，让众多学生至今仍把在蓟县一中的求学经历视为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当年取法的省会城市中学，如今已普遍引进了“县一中模式”，而蓟县一中17年来却一直扛着素质教育的大旗。

    因此，当一位以精细化管理著称的校长受命来到倡导“野鸭子精神”的这所中学，冲突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这场发生在蓟县一中的风波是中学教育进退失据彷徨的缩影。教育工作者大都声称，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并不矛盾，实则两者却明争暗斗了20余年，不仅校长老师们的态度迥异，家长和学生也常隶属不同阵营。在这起偶发事件中，我们能明显地体会到众多基层教育工作者的辛勤实践。可他们却也很难直面那个疑问：现实语境中，就中学的职责而言，为大学培养预科生和培养健全人格的人，孰轻孰重？

    示威

    4月11日，天津市蓟县第一高级中学（以下简称“蓟县一中”）新任校长刘兆来到任。此时，该校高二年级学生正在离学校20公里外的实践基地进行为期一周的实践活动。部分学生试图“驱逐”这位新校长的举动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新校长到任后不久，年级主任在实践基地的食堂里召集900多名师生开会。据学生徐鹤（化名）回忆，主任说，校领导班子发生了变动，学校也有了一些新的规定，“然后就拿着话筒和笔记本念规定，他每念一条，台下学生就‘嘘’一回”。

    新规定包括：学生必须在学校食堂就餐，不得进入校内小卖部的区域；代卖《读者》、《译林》等书刊的长途话吧将被取缔；在唯一没有课程安排的周日下午，寄宿学生不得出校门，只能在教室和宿舍这两处学习或休息……

    嘘声最大的是这样一条：因为“新校长对男女同学关系很在意”，因此，男女生不得单独接触。“年级主任还特别举例说，比如你俩一男一女下了晚自习，即使住同一个大院，也不允许搭伴儿一块儿走。”徐鹤回忆道。

    因为一位分管高二年级的副校长当时也在场，新规定很自然地被学生们理解为新校长上任的三把火。

    很快，这位来自蓟县上仓中学的校长就成了学生们谈论的话题。据上仓中学传来的消息说，这位刘校长在那里就曾规定，男女生连说话都不允许，讨论学习问题也不行，只要逮着就要写500字检讨，严重的还要停学甚至劝退。上仓中学的食堂甚至划分出男女专区，男女同学是不能在一起用餐的。

    其后，更多真假难辨的消息在学生中流传：校长要拆掉一中的小花园，学生课余不许看小说，学生下课不许在教室说话，只能在操场上交谈。还有人说，校长规定鞋带除了黑的白的，不许有其他颜色……

    “还让不让人活了？”学生们开始抱怨。

    等高二学生回到学校，他们发现连上课铃声都变了，从柔美的钢琴曲《致爱丽丝》变成了电子琴版的《让我们荡起双桨》。“结果铃声一响，学生就嘘。”徐鹤说，“就是嘘声一片的那种‘嘘’。”

    没过多久，教室外的墙上出现了“不欢迎”新校长的话语。相对平和的一条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此后校园里又相继出现了含有“示威”意味的举动。针对“男女学生保持距离”的规定，某天第一节晚自习下课后，高一的部分男女生临时组合，一对儿接一对儿地下楼，就在操场上晃悠。

    后来又针对“学生只能在操场上交谈”的消息，晚饭后一些高一、高二的男生聚集在操场上。“也没有人组织，看见有人下去，大家就闻风都下去了。”徐鹤说，那天聚了好多人。

    沉寂许久的“蓟县一中贴吧”也突然变成了宣泄的场所。有写藏头诗的，有写歌的，年轻气盛的学生们把这些统统称之为“战斗”。毕业多年的一中学生也开始在网上声援学弟学妹的举动，因为他们把母校看成是“成长中值得缅怀的一片净土”。

    有一天，正在国外留学的乔宇（化名）突然发现校内网上的一中校友们都改了签名，出现频率最高的是“保卫一中”。

    受命

    刘兆来觉得“压力好大”。

    这位47岁的新任校长在一间临时的办公室里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采访。“你看，我到一中不到一个月，连间像样的办公室都没有，就碰到这样一场风波。”他抱怨道。

    他否认那些引发学生反弹的校规是自己说的，“其中有几条确实提到过，但是在转述的过程中有歪曲和夸大”。

    “有哪位老师敢歪曲校长的言论吗？当着这么多老师学生的面。”记者问。

    “那具体情况我就不清楚了。”刘兆来说。

    “男女同学的问题我确实很在意。”他说，“20年前我有个侄女就在一中念书，都读到高三了，谈了一个对象，两人就退学回家，到现在还在种地。”早恋是这位出身农村、笃信知识改变命运的校长最不能容忍的。如今，那个侄女的孩子也在一中上学。刘兆来到一中的第一天就找到这个孩子。“你爸妈的事你知道吧？”他很严肃地告诫这个晚辈，“好自为之。”

    在一位一中老师眼中，这个新校长不苟言笑，做事雷厉风行。“比如他觉得上课铃声过长，当即就要求删短点儿。”这和前任校长温和的形象有很大差别。

    值得注意的是，那位和蔼可亲的前校长今年54岁，正常情况下，在蓟县，像一中校长这样级别的干部都是55岁才会离职。

    据蓟县一位教育界人士透露，出现这种“非正常情况”的原因有二。一是从2007年开始，一中就再没出现考上清华或北大的学生——而在天津市的其他区县，比如宝坻县一中，每年都考上10多个——这样县里没法向全县80万老百姓交代；二是2009年高考中，集纳了全县中考排名前600位学生的蓟县一中，本科达线率甚至略低于上仓中学，而县文理科状元也都出在管理非常严格的上仓中学。

    实际上，县里任命刘兆来为一中校长时，在“为什么把县重点校校长提拔到市重点校”这一点上也有非常明确的表述：“一中原来在全市都非常有名，但这两年成绩有所下滑。你在上仓中学期间办学很有特色，希望你把上仓模式和一中结合起来，把一中的教学质量抓上来。”

    当一位以精细化管理著称的校长，受命来到一向倡导“学生自主管理”的蓟县一中，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与挂着机器猫的头，卖黑猫警长的帽子不同，蓟县一中搞的是真正的素质教育。”乔宇说。在这名经历过蓟县一中教育改革的学生眼中，“一中更像是包罗万象的大学”：在高中3年里，除了放假，你可能有两周不用上课。其中一周是研究性学习，研究自己感兴趣的课题，通过查资料搞问卷搜集信息，最终形成一篇小论文。另一周是参与劳动，比如打扫学校的食堂、厕所，或者参与花园的修剪。再比如，蓟县一中每年都会搞体育节和校园文化艺术节，而这两个节的策划、招商、执行等，都是由学生们自己来做的，老师只是指导者。

    当时的一中校长张景对素质教育有个很形象的诠释，即学生不能成为被饲养的家鸭子和被灌食的北京填鸭，而要做自己找食吃的野鸭子。

    据一名自称是“第一代野鸭子”的学生回忆，当时自己班被随机划定为实验组，老师讲得很少，主要让学生通过“导学提纲”自学。那时习惯了老师讲授的学生们都很不理解，甚至还给校长提交过“反导条约”。等上了大学，他顺利地被选上了学生会主席，工作之后路走得也很顺利。后来，他得知当时实验班上有20多个同学在大学都是学生会主席或副主席。

    “社会的竞争是残酷的。”他说，高中毕业后，没有老师会每天督促监管，如果不能自主学习，即便是在强压下考上了大学，进入社会后又会怎么样呢？他发现，当时大学班上有很多高考成绩很高的学生，却在大学荒废了4年，有的连毕业证都没有拿到。

    实际上，10多年来，蓟县一中的教育理念和尝试，曾经受到过很多媒体的关注，《中国教育报》、《中国教育》杂志、《天津日报》等都做过大篇幅的报道。当时的校长张景也曾经做客央视，与人们分享自己素质教育的思想理念及其成果。

    但在很多教育工作者和家长看来，能够容忍这种素质教育改革的前提是，当时的一中高考成绩在全县一枝独秀，每年至少有四五名学生能考上北大或清华。

    随着张景到年龄退休，他的教育理念被继任校长延续下来，但一中的高考成绩却有所下降。如今，那个“前提”已经不存在了，在蓟县的大多数家长眼中，一中的野鸭子教育意味着管理松散和浪费学习时间。

    分歧

    张景和刘兆来都不愿意直接评价近日发生在一中的风波，但他们乐于表达自己对中学教育迥然不同的理解。比如谈到自己教育理念的由来，两位校长分别举了一个例子。

    “我出身农村，兄弟6人。”刘兆来说，其中有3人考上大学，现在他们是公务员、校长、银行办公室主任。所以这位校长非常看重高考，因为它真的能改变命运。

    在张景作为校长最彷徨的时候，发生了这样一件事。1992年蓟县一中出了一名天津市高考状元。两年后，这名女生从清华大学回到一中座谈。她说：“老师，说实在的，高中三年学这么点儿东西，不值。”当时母校的老师都很生气。“我就想，你这么好的学生，考上这么好的学校，你为什么要这样埋怨母校？”张景回忆说。

    后来他想明白了，实际上这是对原来一中教育方式及其背后教育制度的一种批评。这促使张景不远千里去成都的一些中学取经，这才有了日后的素质教育改革，并由此逐渐形成了他自己的教育理念——中学教育是为人一生的发展在做准备。

    谈及对学校管理的认识，刘兆来说，学校有时就像一个企业，只有管理才能出效益。8年前，他刚接手上仓中学时，该校也很“松散”，后来通过严格管理才取得今天的成绩。

    而张景一向反对把老师称为“园丁”。“园丁的工作违反植物的生长规律。”他说，就像把树苗用铁丝拴成造型，按人的主观意志去做成盆景。他更愿意称教师为“农夫”。农夫是充分尊重庄稼生长规律的，只会按照庄稼本身的需要去培养。后来，他把这总结为“学生自主管理”。

    实际上，类似的分歧也一直充斥在老师与校长、家长与学生之间。

    在一个饭局上，在座的几乎都是一中学生的家长。一位家长对自己的孩子去年只考上了体院感到后悔。他冲着刚从上仓中学调来的刘兆来说：“如果放到上仓，圈起来，早考上一本了。”这位家长几次用到“圈”这个字。

    一个一中毕业生却是这样看待“圈”的：他记得有一次周末学校没课，便去上仓中学看初中同学，结果看到“一排排家长隔着铁门和孩子说话，就像在探监”。他至今仍然感谢一中为自己成长提供的土壤，觉得只有这里才能让学生自发产生主动学习的意愿。

    在对待新校长的态度上，一中的老师间也存在明显分歧，“每次校长讲完话，老师们的掌声也是稀稀拉拉的”。

    一位副校长赞同新任校长严格管理的理念。他认为，搞素质教育，教育界内部的人满意，那叫“应然”状态。但“实然”状态不得不考虑。“什么叫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他说，这些年经常有学生考上一中了，却被家长送去上仓中学读书，这就是不得不考虑的“民意”。

    一位一中老师则表示：“我只能说两点，一是一中要是没有自己的特色就不能称之为一中，二是学生要是没有自己的特点就不能叫一中人。”他说，也许3年我们没有把学生带到更高的学府，但是学生在回校反馈时都说，自己在各自的学校发展得很好。“作为一中教师，我很享受这样的成就感。”他语气确定地说。

    如今，发生在蓟县一中的风波已逐渐平息，那些难辨真假的规定大多没有实施。校长刘兆来先后去11个班与学生座谈，回答学生们的疑虑。“我进去时没动静，出来时掌声都很热烈。”后来，有一名女生给他写信，信中对“新校长的初衷”表示理解。

    “不瞒你说，我接到这封信，在办公室里流了半小时的眼泪。”这位一向不苟言笑的中年人说。“我也有个女儿，刚考上大学，我总是拿学生当自己的孩子，我是真心地为他们好。我确实想把一中的教育质量搞上去，这样才对得起对一中给予厚望的家长。”

    校长与学生，老师与家长，尽管各人立场不同，实际上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符合自己定位的蓟县一中，也都在追求自己心目中的县一中。

    在蓟县这座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里，想找到蓟县一中很容易。蓟县人会热情地告诉你：“一中就在孔庙和鲁班庙之间，是我们蓟县的最高学府。”

    只是，这两位先贤即使复生，恐怕也无法回答这样的难题：“请问至圣先师，如果蓟县一中培养出一位没考上大学，却像鲁班先生一样技艺精湛的木匠，这能算是让人民满意的教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