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家张鸣转述熊丙奇教授说过的一个故事。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艾森豪威尔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时，曾邀请该校教授拉比（Rabi）作演讲。拉比是1944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艾森豪威尔在开场白中客气地说：“在众多雇员（Employee)里，你能够获得那么重要的奖项，学校以此为荣。”但是拉比回答说：“尊敬的校长，我是这个学校的教授，你才是学校的雇员。” 艾森豪威尔二战期间任欧洲盟军总司令，统领百万大军，威名远扬。可是在拉比教授看来，这位校长并不是学校的“主人”，而不过是“雇员”，学校的有名，在于有名师，而不在于校长是名人。也许在拉比眼中，艾氏不过是挟二战胜利之余威，来担任大学的“雇员”的。教授敢于直陈己见，毫不客气，这体现了教育的文明进步。艾森豪威尔后来又当过两任总统，我估计他再也不会糊涂到把自己当作“美国的主人”的。

校长不是学校的主人，支撑教育教学的教师才是学校的当然主人。美国的大学教授这样看问题。如果看一看同类的新闻，就能发现中国教育真正的落后之处。

中美学校的体制不尽相同，在我们的教育文化中，所有在学校生活的人，都可以被称作学校的主人。然而，这可能仅仅是名义上的。在中国的学校里，校长与教师谁是“主人”，虽然没有说清，好像又非常清楚。早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个矛盾已经暴露无遗。无论是提级，加工资或是分住房，都是校长书记做决定，几乎在所有的学校，都订出了有利于干部的分配方案，而众多“主人”不能置喙。我不止一次地听到教师的控诉：当他们对校政提出不同意见时，校长往往只说一句“你不想干可以走”。——这就是说，在办学和治校方面，教师没有话语权，也没有建议权，学校的“主人”只能是校长（或书记）。

而如果想看清学校关系这幢大楼的全貌，我们稍稍朝后退几步，就会发现：实际上，中国的学校也未必是校长说了算，而是更高一级的官员说了算。——也就是说，“主人”云者，不需要自己去思想；学校的一切，由实际掌握权力的“上头”说了算。

在中国的学校，很难容忍有独立意志的教育家，很难容忍有独立人格的教师，因此也就很难培养有独立精神的人。

我们毕竟生活在现代社会，我们是教育工作者，“主人”的权力也不是谁可以赐予的，教师只有认识到自己的教育使命，才会真正地有主人的意识，而如果永远地有“受雇于”的认识，那他就不可能认识自己的使命，最终只能跪着教书了。

同样，虽然时下的校长由教育局任命或委派，校长也并非教育局长的“雇员”，更不应当把自己当作教育局的“派出所”，他必须忠于教育使命，把自己当作学校的一员。校长在学校工作，应当是全体“主人”的代表，他所做的工作是为从事教育教学的教师服务，而不是官僚机器上的一粒镙丝钉。2009年夏天，我在一所名校和校长们交流时，有位校长感慨地说：当个校长，一年要开无数“不准缺席”的会，每个星期都有来自部门各种层次各种各样的“检查”、“视察”、“评比”、“验收”……现在的校长哪还像校长，就像一个保甲长，就是一个操作工！然而我作为旁观者也能看到，当一名校长把他经历的种种磨难转移到教师头上时，他往往又觉得天经地义了！

在上海一所名校听老师们评论校长，说每当教师去找他汇报工作或是请示相关事务时，他经常说的话是：“需要我做些什么？”“我能帮着做些什么”“这点费用是不是太少了，学校能拿得出钱来”……他这种“雇员”的态度，赢得了全校师生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