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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授奖辞及获奖演说 | |||||
作者：内详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1726 更新时间：2009-02-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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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奖辞 韩少功的写作和返乡，既是当代中国的文化事件，也是文人理想的个体实践。他的乡居生活，不失生命的自得与素朴，而他的文字，却常常显露出警觉的表情。他把一个知识分子的生存焦虑，释放在广大的山野之间，并用一种简单的劳动美学，与重大的精神难题较量，为自我求证新的意义。他的文字，也因接通了活跃的感官而变得生机勃勃。出版于二○○六年度的《山南水北》，作为他退隐生活的实录，充满声音、色彩、味道和世相的生动描述，并洋溢着土地和汗水的新鲜气息。这种经由五官、四肢、头脑和心灵共同完成的写作，不仅是个人生活史的见证，更是身体朝向大地的一次扎根。在这个精神日益挂空的时代，韩少功的努力，为人生、思想的落实探索了新的路径。 韩少功的获奖演说：让文学重新走向内心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从设立到现在已经评了五届。这项评奖因其专业精神和专业水准，因其严肃、独立、公正、包容的品格，已获得了良好口碑和广泛影响。因此，当得知自己获得这一奖项中的“年度杰出作家奖”，我深感荣幸。我知道，有资格获得这一奖项的作家远不止我一个，我只能把各位评委的选择和厚爱，看作一份温暖的期待，一次推动和鞭策，一种对整个文学事业的价值倡导方式。我在此对主办单位和各位评委表示诚挚的谢意。 我常常缺乏竞争心态，对各种文学评奖一直有点畏怯。虽然作品出手就免不了要接受读者和专家的评头品足，但在我看来，文学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同行比拼，文学从来不是一场进入角斗场的零和游戏，所谓“大狗小狗一齐叫”，其共生性质也许远远强过竞争性质，互补效益也许远远重于淘汰效益。如果说有挑战的话，一个作家最为可怕的挑战其实来自自己，来自心中所设定的标高，来自对自己麻木、怠惰、势利、浮躁、浅薄的克服。 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进入写作开始，我就一直从同行那里得到启示、激发、借鉴以及其它各种支持。有时候我会做一些笔记，以这种方式揣摩和研究人家好的结构、好的语言、好的体验和思考。如果我说出这些被记录者的名字，其中大多数肯定不为在座诸位熟悉。可见文学并不仅仅是知名人士的游戏，很多无名者同样参与和推动了文学的前进。当然，随着阅历增长，我会把目光看得更远一些，会把俄国的托尔斯泰和陀斯妥也夫斯基、法国的维克多•雨果和福楼拜、西班牙的塞万提斯、日本的川端康成、中国古代的屈原和苏轼等等，都当作我身边的同行甚至同桌。文学就是这样。文学不像经济和技术，并没有286、386、486式的进步台阶，因此后代作家并不比前辈具有任何优势。古今中外的作家也都在回答人类共同和永恒的考题，不同的生活经验只是不同赛道，连接他们共同的起跑线。这样，我们几乎可以把文学史上的所有作家都看作同一赛区的对手，从而去接受一场超越时空的挑战。 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作家是有幸的：文学史拉得越长，我们身旁的良师益友就越多。但今天的作家也是不幸的：文学史拉得越长，我们身边的经典作家就构成了时时需要比照的地区纪录或世界纪录，后来人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面对这种情况，一时一地的知名度还特别重要吗？几万或几十万的销售版税还特别重要吗？来势汹汹但转眼就烟消云散的炒作浪潮还特别重要吗？……我们没法把书店面里的前辈经典作品统统下架，没法像驼鸟一头扎进小得小失，回避更高品级和更高强度的精神竞比。因此，能否与古今中外优秀的心灵展开真正的对话，能否在高峰林立的文学领域里真正添砖加瓦，恐怕就成了悬在每一个作家头上的首要逼问。写作《山南水北》的时候，我每想到这一点就心里有点发虚，就会对刚刚写下的一段或一章不满，也因此常常感到智能和体能极限的临近。即便这一本书眼下为我赢来了声誉，我也还会不时自疑：假如由前辈经典作家来处理这样一个题材，这本书会是什么模样？其成色会不会有所提高？其思想情感会不会更具有穿透力和打击力？或者我至少可以问一问：我在这本书里是否成功打败了自己？ 《山南水北》是一本借当下乡村经历来说事的书。其实，写乡村还是写都市，写社会还是写个人，写得高深一些还是通俗一些，写得紧张一些还是松驰一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作者能否像意守丹田一样意守人世重大的精神难点，能否像打开天门一样打通自己的灵魂救赎之途。 文学是一种低成本表达方式，对资金和技术的依赖度较小。尤其在网络博客出现以后，文字传播空间几乎无限增容，使文学很可能成为各文艺门类中最民主和最自由的一种。但同样是因为这一点，如果文学写作人只是在时尚潮流中寻找标准，甚至只是以一些随地大小便式的闲言碎语作为参照系，这种自我降低要求的写作，也可能使文学成为各文艺门类中最平庸和最滥俗的一种。一九八五年，我写了一篇文章《文学的根》。那时候我根本没法想象今天的《论语》热和《三国演义》热，没法想象今天这种从饮食到电影、从伦理教化到外交语言的传统苏醒。当时我只是对文化断层有所忧虑，对“大破四旧”或“全盘西化”式的文化自卑风气不以为然，希望同行们更多关注本土文化这一份丰厚资源。其实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也做一些业余翻译工作，译介过欧美的小说、散文以及理论，以至我入住《山南水北》里描述的那个村庄时，随身所带书藉中相当一部分是西方学术原著。我并不是一个翻译家，也不打算吃学术交流这碗饭。我只是希望我和同行们更深入而不是皮毛地、更系统而不是零碎地、更知常识变而不是刻板机械地了解西方文化，少一点自诩天才的轻狂，虚心地向包括西方在内的其它民族学习。我的简单想法是：经过百年苦斗之后，经过革命和改革的急剧社会变化之后，当代中国作家也许并不太缺乏经验资源，但如果我们不具备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足够修养，如果我们没有历史和世界的眼界，急功近利的写作就如同去幼儿园当博士，看起来频频斩获，但一个可贵的机遇期很可能与中国文学擦肩而过。 这次评奖的评委之一程永新先生曾直率感言，他曾经对新时期的文学一度欢欣鼓舞，可是近年来他显得惶恐不安。他说：“种种迹象在提示我：一个伟大的文学复兴时期在离我们远去。岁月在咕咕地流动，时代在悄悄地渡过，未来的世界扑朔迷离，是好是坏只有天知道。”应该说，程永新先生这种不安也是我的不安。作为一个站在这里的领奖者，我深深知道，与其说我接过了一份奖品，不如说接过了一次临危上阵的驱遣：一场决定生死的精神复兴之战，对于我和同行们来说，其实都还远未见分晓。 但我们能怎么办呢？ 因为有那么多真诚的读者存在，因为有今后几代乃至几十代读者们苛刻的目光投来，我们不能放弃。所有的老、中、青作家都不应该放弃。这种坚持也许意义不在于曾经喧嚣一时的“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而在于文学重新走向内心，走向我们的感动和创造，走向当代人可能的文明再生和精神圣诞——这不一定能成为现实，但至少是我们每写完一本遗憾之作以后不能忘记的目标。 谢谢！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二○○六年度小说家：北村 授奖辞 北村的小说是心灵悔悟者的告白。他的叙事果敢、坚决，同时又不失隐忍和温情。他冒犯现实，质询存在，正视人类内心的幽暗角落，而批判的锋芒却常常转向对爱和希望的肯定。他痛击己身叫心顺服，他说出真相对抗恐惧。他以宽恕化解怨恨，以敬畏体认谦卑，以信念让软弱者前行，以倾听良心里那细微的声音来抚慰受伤者的记忆。他出版于二○○六年度的《我和上帝有个约》，既是当代破败生活的镜像，也是灵魂彻夜难眠的私语。他审判罪，也说出爱；他揭发灵魂的隐疾，也塑造人性的光辉。北村的追问与慨叹，同情与承担，以及他面向新世界的梦想，对缓解民间中国日益深重的精神义愤，深具指标性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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