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胡适与我的一段文学因缘

周汝昌

　　我与胡适先生曾于上世纪的40年代后期有过学术交往，内容也颇为丰富，距今已是56年前的往事了。 

　　我与胡先生的往还，限于《红楼梦》研究的很小范围﹔在海外见过他的台版全集，册数之多惊人，而我俱未读过，双目损坏，亦无力展诵这样“浩如烟海”的著作。所以对他的学术成就，功过得失，并无妄置一词的资格。就我的浅陋印象来说，他的治学精神是谨严的，重视实证，不尚空谈。学界曾评他为“实证主义”，是有道理的。当然，这不等于说他就不运用“假设”和推理揣断。实际上，所谓实证，证据的本身的“处理”是否正确，还是一个绝大的学术程序问题。至于“假设”和推理，凡治学者未有彻底拒绝运用这种程序的，并非纯属想象之谈，臆妄之说。 

　　胡先生学识渊博，思虑精密，清晰敏捷，时时表现得胜于当年他的朋俦流辈。他又能平等待人，热情慷慨，绝无一丝“居高临下”的气味。更重要者，他能做到“有容乃大”这句中华道德的古训﹔例如我在当学生时即与之争议评论，而且少年气盛，口不择言，多有鲁莽冒犯之处，胡先生却和颜悦色，好语回答，从容申解——这使我深受感动，至今难忘。 

　　今举一二事例。拙著《红楼梦新证》于1947至1949年创稿，至1953年秋出版。书稿中对他是一贯尊敬的，于其名下必称“先生”无失﹔而编辑在定稿时，遂将“先生”之敬称概行删去，并于若干地方加上了某些“语气”之词。他在海外，很快得见此书，十分高兴，他说：“周汝昌是我的‘红学’方面的一个最后起、最有成就的徒弟……”又不止一次从香港转购多册，分赠友好，说：“这是一部很值得看的书。” 

　　及至1954年以后，批判运动兴起，有人将剪报提供于他。他说他特别注意周汝昌的文章——这文章骂了他。他与前番一样，说：“关于周汝昌，我要替他说一句。他是我在大陆上最后收到的一个‘徒弟’，他的书决不是‘清算胡适思想的工具’。他在形式上不能不写几句骂我的话，但在他的《新证》里有许多向我道谢的话，别人看不出，我看了当然明白……”（附注一句：我那“批胡”原稿，发表前是经别人给“加工”过的。）1960年胡适在《答高阳书》中说：“汝昌的书，有许多可批评的地方，但他的功力真可佩服。可以算是我的一个好‘徒弟’。”他的这种大度，光明磊落，世间未必总能多见。 

　　胡先生对我（一名在校学生）多次写信，交流砥砺﹔又把几种珍稀的书籍借给了我，既不知我的“品质”如何，也不猜疑我会不会将这珍笈损坏，甚至拐卖逃亡……当我暑假时，他仍然不惜精力写很长的信札寄来——而那是一个天津郊区小镇，村野人家！ 

　　我与胡先生的学术论点，可以有同有异﹔至于他的治学精神与对事待人的态度，确不愧为一代大师，足为后学之楷模。高尚的人品和心地，才是治学的根本，也就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失去这一根本核心，就会发生形形色色的学术腐败，谋私图利，显己压人，弄虚作假……，皆是其着例。识者痛心，愚者昧昧。倘若在胡适先生这样的前辈身上看得到一些有教益的因素，未必不是民族文化之幸，当代学术之幸。 

　　胡先生对《红楼梦》研究投入了很大的热情与功夫，为人所称道，也是批判的重点。他的《红楼梦考证》开始于1921年，经过修改补充，完成于1924年﹔而鲁迅先生即于当年出齐了他的不朽名著《中国小说史略》，其中第二十四章红楼专章，在很多反对的风浪中完全肯定了胡适的“自叙传”，并加以文采焕发的论断，如“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更于同年到西安讲学，也详言这小说所写的是真有其人其事。这是近代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极为罕见的事！意义特别重要。然而论者很少对此实事求是地追述与考评。须知，鲁迅先生才是中国小说研究的大师，他直到去世前也并未改变他的论点。此例足供人思索寻味。 

　　至今我还珍藏着胡先生给我的所有信札，也保存着他给我修改过的文章。我们之间许许多多鲜为人知的交往经历，都将写入《我与胡适先生》一书中，并将奉献给关心我的读者。 

　　（本文为作者在《胡适全集》出版暨胡适学术思想研讨会上的发言。本报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