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２０多年前，我第一次以正义的名义，把告状信送到校长的办公室时，我已经不再怀有对同学和朋友的不安，内疚早已像儿时在田野燃起的草烟一样无踪无迹，留下的只是对少年时光的单纯的想念。
　　那时候，我是那样地渴求上进，渴望生命中充满阳光，想在中学入团，想在考试中取得好的成绩，想让我心仪已久的那些学校演出队的女孩和我多说几句话，能对我微笑一下。也许，渴求上进，好好学习，争取入团的目的，本就不是为了自己的前程，而仅仅是为了让那些女孩对我刮目相看。于是，我在好好学习上下了一些力气，而在天天向上方面，除了积极主动地打扫卫生，争取多擦一次黑板之外，往学校的试验田里挑粪种地，也是扮演了脏着不怕、累着不吝的上好的角色。当然，在得到老师的表扬之后，也不会忘掉乘机把入团申请交到老师手里，就像把自己的求爱信交到了媒人手里一样。炽热和真诚，在不慎间是可以把房屋、校园、草地、田野都烧起火的，可以把世界上所有的寒冬都烤成为春夏的暖热。可是，时隔不久，从同学中传来的消息说，入团的几个人中，不仅没我，而且有几个还是我不甚喜欢的同学。我之所以不甚喜欢，不是因为他们的学习没有我好，往试验田里挑粪的筐没有我的高满，而是因为他们的家境都比我好，穿戴也都比我时新，漂亮的女同学都像蜂蝶那样天天围着他们飞来舞去。现在想来，已经无法形容我那时的痛苦，说世界暗无天日，也是丝毫不为过的。他们不仅成双结对地走在上学、放学的路上，而且又都有入团的希望；不仅都有入团的希望，还有恩爱人生的可能。这哪能让一个充满忌心的少年容忍得了，不做出一些反应，不采取一些措施，不仅有辱了一个少年的人格，也辱没了天下男人的尊严。
　　是可忍，孰不可忍哦。
　　从学校回到家里，我彻夜未眠，写了一封检举信，揭发那些入团苗子们的诸种劣迹，比如某某上课不认真听讲，某某课后不认真完成作业，考试时曾偷看过其他同学的卷子，等等，还有谁谁谁，他家不是贫下中农，而是富农成分，如此这般，我上纲上线，引经据典，说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的后备军，是党员的种子库，让这些人入团，无异于为团旗抹黑，向党组织这座高楼大厦的根基中填塞废砖烂瓦，长此下去，有一天党会变色，国会变黑，大楼会坍塌，到那时，亡羊补牢，为时已晚，后悔莫及。在天亮时分，我把那封检举信再三看了，装入一个信封，早早来到学校，如同趁着夜黑风高那样趁着校园安静，把那封信偷偷地塞进了校长的办公室。
　　剩下的时间，就是对我耐心的考验。等待着要看一场好戏，却总是不见幕布徐徐拉开，这使我受尽了时间的折磨，我以为那信也许是校长不慎将它扫进了装垃圾的簸箕，也许校长将信看了，随手一团一扔，对检举者的名字嗤之以鼻，说声“蚍蜉撼树谈何易”也就算了了结。总之，随后的日子，一切仍是原来的样子，鸟还是那样飞着，云还是那样飘着。一切都和没有发生一样，而我一边庆幸什么也没有发生，一边又懊悔什么也没有发生。在内心的不安刚刚平复之后，在一天课间操时，校长却突然出现在了我的面前，盯着我看了半天，冷冷地对我说了两句话。
　　一句是：“你就是阎连科？”
　　另一句是：“管好自己，管别人干啥。”
　　说完这两句话，上课的铃声响了，他没有再看我一眼，就去了某个教室。可他那两句话，却是我平生在学校听到的最严厉的批评，也是最严肃的劝诫。之后不久，学校开了一个学生大会，宣布了一批新团员名单。在那批名单中，我处心积虑检举的三个同学，有两个在新团员的名单中间。接下来的日子，不知道为了什么，好像我所检举的几个同学，知道了我在校长那里的恶行，连看我的目光，都是那样的不屑和睥睨，使我不得不在上学、放学的路上，远远地躲着他们，不得不把希望学校演出队的漂亮女生多看我一眼的奢念都及时、用力地掐死在萌芽状态。为了解救那时家境的贫寒，之后不久，我便辍学到几百里外打工挣钱去了。
　　为了谋生，我又当兵到了部队。探家时听说我曾经揭发过的那两个同学终于结婚成家，誓成为百年之好。我羡慕他们，也很想去祝福他们，可我一直觉得很愧疚。后来我还听说因我找对象困难，他们夫妻曾跑前跑后，给我张罗女友，我就觉得更加愧疚。
　　而现在，愧疚已经过去，剩下的都是一些对少年时代美好往事的回忆。好在，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去打了别人的小报告，也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去打别人的小报告。
　　我为此感到欣慰。

　　编者的话：阎连科是河南人，军旅作家、乡土作家，唯一连续两届“鲁迅文学奖”得主。很多年前，他已经从河南这块土地上走了出去，但中学时代校长的那两句话让他学会了怎样做人，怎样做一个光明磊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