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卢梭的“爱弥儿”，梭罗的“瓦尔登湖”是自然的教育，用自然培育人性的自由；而现代大学的出现是人为的教育，同样在追求培养人性的自由。两者殊途，但目的均是培育人性的自由。

　　而不以培育人性自由为目的的“教育”就是“耍流氓”，或是鼠目寸光的短见，或是难以启齿的阴谋，或是不可饶恕的愚蠢。

　　对于“流氓教育”的改革，当然不只有“超越精英主义，淡化名校情结”，那是个人“自由教育”之后的独立判断。更应该做的是，教育如何不受外在干预？教育如何回到培育人性自由？

　　曹艺凡 ｜文

　　以下是搜狐文化专访杨东平的全文：

　　最近，复旦一名女大学生的文章《我上了985,211，才发现自己一无所有|或者也不能这么说》在网上大火。类似这样的叩问和吐槽已经不是第一次引发广泛的论战，一直行走在独木桥上的人们是否应该反思，所谓相对公平的应试教育，所谓实现阶层飞跃的名校身份，是否真的能带给年轻人成功和幸福？也许正如杨东平教授所说，在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盛行的社会中，要更懂得“百年树人”的意味，真正的大器都是晚成的，速成的东西不可能是大器，我们的教育要以人为本，不要着急。要养积深厚，要耐得住心。

　　杨东平教授近照

　　从“精英主义”到“平民主义”

　　搜狐文化：您在《教育的重建》里面提到一个观点——“超越精英主义，淡化名校情结”，在应试教育制度盛行的当下，您的说法会不会有些超前？

　　杨东平：首先，我是从宏观层面、在教育思想层面上探讨中国的教育问题，并非现实中的升学指导。

　　我所说的这种思想并非空中楼阁，其实在中国主流的公办教育体制之外，民间已经有了一些自发的尝试，只不过现在这些学校还比较边缘，他们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在很多教育界人士还有家长那里的知名度还不够高。

　　搜狐文化：这些学校怎么获得社会认可呢？

　　杨东平：这些学校主要面对的是小学及以下年龄阶段的学生，就目前来说，他们的教学资源已经供不应求了。其实中国的家长不是不心疼孩子，也不是不知道应试教育的危害，但是这些学校都还处在一种非主流、边缘的状态，所以很多家长他们不知道，一旦知道了他们还是很愿意把孩子送到这些学校去上学的。

　　另一点是，现在咱们已经进入了“网络时代”，正在出现一个横向的、扁平化的社会结构。互联网平台上的教育资源是无限的，学生完全可以在线注册入学，参与讨论和评分，达到一定学分之后还可以获得文凭，而这个文凭在社会上是有效的。再说，现在有很多专业资格考试，也不对学生的教育背景设门槛，有需要去考试就可以了，考过了就可以就业。所以“条条大路通罗马”，现在的孩子不必一定要从“名小学”到“名中学”到“名大学”再进入名企，痛苦地成为“攀爬社会金字塔的蚂蚁”。

　　家长对应试教育的推崇和对名校名企的迷信有时候是很耽误人的，比如原央视主持人陈晓薇，她15岁的时候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26岁获得美国匹兹堡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还是加州大学人类遗传博士后。但是她并不喜欢生物专业，回国后将毕业证书交给父母，然后毅然决然地从事了自己向往已久的主持人职业，事实证明她自己的选择也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像她这样聪明的人是少数，大部分孩子都在应试教育的重压下被消磨了。

　　杨东平文集《教育的重建》书影

　　搜狐文化：您认为当下中国盛行的“精英主义”教育理念是需要纠正的，应当倡导“平民主义”的教育精神？

　　杨东平：“平民主义”并不是宿命论或者否认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年轻人还是要好好努力。而这个“平民主义”主要是针对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价值。

　　我把当下中国的公办学校分为四类：城市重点学校，城市普通学校，农村重点学校，农村普通学校。这种分类并不是自然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的造成了他们之间的差距。包括那些所谓的重点学校其实也是由政府主导力量贴的“标签”，一方面他们看重重点学校的带头作用、榜样作用；另一方面，优势教育资源的集中，对他们小孩的教育也是一种方便。尤其加上城乡二元的分裂，这种差距会越来越大。在当下中国社会，很多人关心“精英”，其实“精英”这个东西也是名校自我推销的一种符号或者标签。

　　相比“精英教育”，我比较关心教育公平，因为这关乎中国的教育是否能培养出合格的公民。现在的教育环境和以前不一样了，五六十年代的时候，为了快速培养专业领域的专家或者高级技术工人，公立学校的教育目标就是筛选人才，那时候很多聪明但家庭条件不好的孩子就去了师专或医专，所以那一代人出来的老师和护工其实质量是相当高的。但是这个传统延续到今天就有问题，我们已经不缺教育资源。我比较赞同的是五四时期陶行知、蔡元培他们的观点——“为生活而教育”，而不是为考试而教育，要以人为本。

　　农村地区儿童升学率统计

　　虽然，我国已经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但这种普及是非常脆弱和低水平的，农村学生的辍学流失仍然相当普遍。不久前，斯坦福大学与中国科学院等机构组成的“农村教育行动”（REAP），发表《农村地区的中学生辍学率：混合研究方法》一文，公布了对25000个贫困地区学生跟踪调查的结果：100个初一学生，到初三时仅剩69名，31人在初中阶段辍学，33人初中毕业后未上高中，最后只有37人从高中毕业。[1]这其中固然有多种原因，诸如农村教育质量低下、学校管理和师生关系差、学生的营养和健康状况等等；但许多调查显示，高难度、枯燥的应试训练，超越了许多学生的学习能力，使他们成为“差生”，严重厌学、留级直至辍学。在一些西部农村，上普通高中甚至要复读2~3年，在许多农村高中，学生苦读、家长苦供、教师苦熬的结果，也只有20%左右的学生能进入本科院校。在90年代末，就有调查揭示，农村学生流失辍学的主要因素，已经从经济困难转为无法胜任学业，最终离开学校。然而，它却我们被解读为“读书无用论”泛滥。

　　其实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城市学生和优势阶层子女的学业成就更好，占据了更多的优质教育机会，是一个普遍现象。问题是如何弥补弱势阶层子女的教育机会？这方面，美国的实践是一个典范。为了消除种族歧视，美国在1960年代开始实行“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通过黑人学校和白人学校的合校运动、为学生提供交通便利的校车运动、规定高等学校招收少数族裔的比例和制定优惠政策等，强制性地扩大少数族裔的教育机会，并将这一政策扩大到就业、雇工、贸易、社会福利等许多领域，实施对象也从少数民族扩大到女性，从健全人扩大到残疾人。其基本理论就是认为对于历史形成的巨大差距，仅仅给予弱势群体“一视同仁”的对待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我们也许不应夸大高考制度对教育公平的作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考试只是一种表面的、形式上的平等，无法弥补学生家庭经济社会背景对学习成绩的深刻影响，难以改变农村学生的颓势。一个城市儿童3岁学英语、5岁学奥数、钢琴、舞蹈，小学就出国旅行，而许多农村小学不开设英语，学生没有坐过火车，他们之间的竞争可能是公平的吗？有研究显示，农村学生的高考成绩平均比城市学生低三四十分，这就是在研究型大学农村学生日益减少的真实原因。

　　社会责任感是精英真正的标志

　　搜狐文化：那您觉得教育公平的问题有解吗？

　　杨东平：其实对于教育公平的问题，我们可以借鉴日本和台湾的经验。

　　日本的学校主要分公立和私立两大类，公立学校负责为学校提供义务教育。目前日本也实行9年制义务教育，但是和中国不同，他们优先把公立学校修建在较为偏远的乡镇，而不是繁华的都市，并且能够保证这些公立学校拥有较为一致的标准化硬件设施。“义务教育”的目标也不是应试，而是提供培养合格公民的“基础教育”，以便所有国民将来能够自食其力。

　　与之类似的是台湾的偏乡学校，这些修建在农村的小规模学校，与大陆的情况完全不同，他们体现了“小而美”“小而优”的特质。这些学校既不差钱也不差人，学校虽小，却生机勃勃，尤其为了保护少数族裔的文化，很多偏乡学校都选择自编教材，教育部编订的课本只作为课外读物来使用的。

　　台湾对教育公平的另一个探索是实行“十二年国教”，最开始的矛盾在于，先普及3年的幼儿园教学还是普及3年的高中教学，因为从教育科学的角度来讲，学生年龄越低，教育投资的回报越高。他们最后还是决定优先普及高中义务教育，但又引发了“均优派”和“选秀派”新的论争——高中阶段的教育价值究竟是重在均衡优质资源，还是选拔优秀学生？应当淡化还是维系建国中学、北一女中之类名校的选优功能？这其实是推进教育公平过程中最为困难的“公平与优秀”的矛盾。“均优派”的主张并不是反对优秀，而是主张分散优秀，让优秀学生分布在更广大的群体中。

　　这一主张有实证研究的支持。PISA2006的研究报告、以及原宜兰高中校长（后宜兰县教育处长）吴清庸的研究结论，论证了学生过早分层会产生两个后果：加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业成就的影响；学生整体的学业水平会降低。因为好学生与中等生在一起，环境的高期望激励，会使好学生表现更好，同时带动中等学生进步；而在优秀学生扎堆的环境中，只有前5%-10%的学生能够继续保持优秀，竞争失败以及由此带来的心理落差会使得一部分优生的学业表现甚至不如待在普通中学。但是教育理论是一回事，实际情况又是另外一回事，正如我们之前谈到的，这些“名牌学校”背后的利益链条比较复杂，渴望获得集中优势资源的家长也很多，所以目前取消这些学校可能遇到的阻力会很大。

　　其实，近几年中国大陆也开始意识到教育公平的问题了，比如现在一本、二本的录取批次已经取消了，高校招生也开始部分实行自主招生以及校长实名推荐。虽然受制于应试教育的大环境，这些政策还没办法真正选拔出像钱钟书这样的偏才、怪才，不过这个大趋势已经是很好的进步了。

　　搜狐文化：您认为 “真正的精英本质上不是狭隘的知识教育和应试竞争的产物，也不会远离社会和大众”，那么请问您认为怎样才算精英呢？

　　杨东平：从“唯分数论”的角度来讲，很多人觉得进入名校就成为了精英，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算不上真正的精英。当然这也和大环境的倡导有关，比如美国就培养了一大堆“华尔街温柔的绵羊”。美国的名校和名企很看重学生的课外活动情况，学生的课外活动被视为社会交往和道德性格的体现，因为这些课外活动做得好，需要大量时间和金钱投入，往往还需要野心抱负、勇气毅力、合作能力等。为了达到这种社会预期，美国的好学生们也疲于奔命，他们真的关怀社会吗？恐怕也不尽然。有知识技能而缺乏人生意义的思考和公众关怀的精神，华尔街的精英们，大概就是这群“优秀的绵羊”中最典型的代表。

　　在我看来，不管是美国培养出来的“优秀的绵羊”还是中国培养出来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都算不上真正的精英。精英的视野一定不是局限于自身，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是他们最基本也最重要的标志。

　　说实话，我一直对阶层固化、即将进入教育分层时代之类的舆论心存疑虑，它似乎在助长那种无所作为的犬儒主义，乃至听天由命的自暴自弃。其实，教育分层的现象始终存在，家庭的经济资本、文化和社会资本对后代的巨大影响，是一个基本社会事实，世界各国概莫能外。但是，阶层固化、社会分层只是一种宏观的社会解释理论，并不意味着否定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否定每一个人的自主选择。在每一个时代，不是都有能够超越社会和阶层的限制，不甘平庸、有所作为的人吗？

　　再说，现在是个全球化的时代，人才流动性很大，其实学术精英已经过量了。很多学生自己也意识到好的学历也不过是一次性的敲门砖，所以越来越多有魄力的学生从名校退学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知识不等于文化，学历不等于能力

　　搜狐文化：您还提到过“知识不等于文化，学历不等于能力”，但是学历跟就业这个实际问题，关系很紧密啊。

　　杨东平：从某种程度上说，当下中国大学生“就业难”是一个人为营造出来的假象。你想想，现在就业市场上主要活跃着3批人，一是农民工；二是四、五十岁的下岗再就业的普通工人；三是应届毕业生。很明显，大学生是其中的优势群体，那新闻上那么低的就业率数字是怎么来的呢？这跟政府的统计时间有关系。从7月份的统计数据来看，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率只有20-30%，这其实很正常，等到9月份的时候，就业率就能达到85%了。那为什么要制造这种假象呢？ 或许是政府希望能塑造一个亲民、有力的形象吧。

　　其实现在要找到一份养家糊口的好工作真的不难，但是需要破除想要成为“人上人”的偏执。现在信息时代，“去中心化”的社会特征其实有利于改变应试教育占绝对主导的局面。尤其现在农村的发展状况，比我们很多人想象中更好。10年前我去一个村子里调研，最近又去的时候，村子里都没什么人了，多数人都搬到了镇上去居住，有些在外地的孩子还坐飞机回来跟我们聚会。有个男孩，也没有考上很好的大学，他就开拖拉机，每个月也能挣7000块钱，他还跟我聊天，说这个行业现在竞争压力大，钱也没那么好挣了，他准备跟别人合伙一起去搞水稻育苗的项目。他们或许没什么学历，但是他们的社会生存能力绝对不比大学本科毕业生弱。我们没必要把没有文凭当做很悲观的一件事去对待。

　　搜狐文化：您在《教育的重建》一书中多次提到了“梁从诫之问”，请问您现在还会有理想主义者的无奈吗？

　　杨东平：我现在不无奈，以前有段时间无奈过。因为人们对NGO，也就是社会组织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我们受到的阻力也越来越小，所以我还是充满了信心的。

　　在中国，社会组织是一个正在逐渐喧腾、汹涌起来的支流，甚或是一片风光无限的蓝海。进入公益组织不仅是一种理想主义，也变成了一种现实的职业选择。之前大家较多关注社会机构里面另外两个主要组成部分——政府和企业，对社会组织，也就是那些非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关注不够。随着社会组织功能的现代化转型，它的价值越来越倾向于从事社会创新，探索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方案，因此越发得到了社会的重视和支持。无论比尔·盖茨、扎克伯克基金会的愿景，还是国内NGO关注农村教育、关注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