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聚合天下之民众的是经济，治理天下经济的是法令，执行天下法令的是官吏。官吏不好，则虽有法令而不能贯彻；法令不当，则虽然经济形势很好而无从管理。经济形势很好而不妥善管理，那样连一般富商豪民都会有操纵市场的势力，获得垄断各种物资的利益，来与皇帝争夺黎民百姓，从而满足他们自己的无穷欲望，这不一定需要豪门强宗大势力的人才可以办到。如果到了这个地步还说是皇帝没有失去百姓，那只不过是徒有天子之名罢了。即使皇帝粗衣淡饭，终日操劳得精疲力尽，忧愁郁结于心，想使天下富足政治安定，我们知道这依旧是行不通的。由此看来制定正确的法令，选择好的官吏来贯彻，从而管理好天下的经济，即使是上古时代的尧舜也不能不以理财为第一重要的事情，更何况后世乱乱纷纷的世道呢。

三司副使是当今的大官，朝廷所以在各方面都非常器重。因为如今管理经济方面的法令，如果有不足之处，主管者就有权在朝堂上与皇帝一起讨论后而加以修正，并不一定要求死守现成的法令，把财政收支管得太死，只要听从上级的命令就算了。它的职务是这样的重要，那么担任此职的官员的好坏，关系到天下百姓的利害也就多么重要啊！我们看到历任职官的姓名，并且知道他任职的年月，来考究他的政绩对于今日的影响，而且考察他辅助皇上管理经济的方略

，那么这人究竟是贤能还是不称职，把天下是否管理好，我们就可以因此而明

白了。这大概就是吕君刻石的用意所在吧。（丁如明）

留侯论（原文·题解·注释·译文）

〔宋〕苏轼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世人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且其意不在书。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罪夷灭者，不可胜数；虽有贲、育，无所复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末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何者？其身之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盖世之材，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以侥幸于不死，此固圯上之老人所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逆。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践之困于会稽，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何则？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

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是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而愚以为，此其所以为子房欤！

—一选自《四部丛刊》本《经进东坡文集事略》

古代所谓的豪杰之士，必定有超过常人的节操，以及常人在情感上不能忍耐的气度。普通人一旦受到侮辱，就拔出宝剑跳起来，挺身去决斗，这可谈不上勇敢。世界上有堪称“大勇”的人，当突然面临意外时不惊慌失措，当无故受到侮辱时，也不愤怒，这是因为他们的抱负很大，而他们的志向又很远。

张良从圯桥上老人的手里接受了《太公兵法》，此事很奇怪。然而，又怎么能断定这位老人不是秦朝隐居的有识之士出来考验张良的呢？观察老人用以含蓄地表达自己意见的，都是圣人贤士相互间劝诫的道理。世人未加细察，以为他是鬼怪，这就不对了。而且，老人的用意并不在那本兵书上。当韩国灭亡的时候，秦国正强盛，用刀锯、鼎镬迫害天下的士人，安分守己而无罪被杀的人，多得数也数不清；这时即使有孟贲、夏育再世，也无所施展。一个立法严厉、苛刻的政权，它锐利的锋芒不能触犯，而当它走到末路时就可以乘虚而入了。但张良却忍不住愤恨之气，凭借一个普通人的力量，想用大铁椎的一击来达到目的。当时，张良虽然死里逃生，实在是已经走到了死亡的边缘，真太危险了！拥有万贯家财的富家子弟，决不肯死在盗贼的手里。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身体宝贵，死在盗贼之手不值得。张良有超过世人的杰出才干，他不去规划伊尹、周公那样安邦定国的谋略，却想出了荆轲、聂政那样行刺的下策，完全因为侥幸才得以不死，这正是桥上那位老人为他深感痛惜的！所以，老人故意用傲慢无礼的行为重重地刺激他，让他能有忍耐之心，然后才可以去完成伟大的事业，所以说：“这小伙子值得一教的。”

楚庄王攻打郑国，郑襄公袒露着身体，牵了羊去迎接。楚庄王说：“郑国的国君能低声下气地对待我们，必定能取得人民的信任。”于是就从郑国撤兵。越王勾践被困在会稽山，就投降吴国做吴王的臣妾，三年中丝毫没有懈怠。如果只有报仇的志向，而没有屈从忍耐的功夫，那不过是普通人的所谓刚强。那位老人，以为张良的才干绰绰有余，就担心他的度量不足，所以就深深地挫折他青年人的刚强锐利之气，使他能够忍受住小的愤怒而去完成远大的计划。为什么要这样呢？老人与张良素昧平生，突然在野外相遇，却命令他做仆人、婢妾的事情，而张良却油然而生敬意，又不责怪老人，这样秦始皇当然不能使他惊怕，而项羽也不能使他暴怒了。

观察汉高祖刘邦所以取胜、而项羽所以失败的原因，就在于能够忍耐或不能忍耐。项羽正因为不能忍耐，所以虽然百战百胜却轻易出兵。高祖刘邦能够忍耐，保存强大的兵力以等待项羽的衰亡，这是张良教会他的。当淮阴侯韩信攻占了齐地，想自立为王时，刘邦勃然大怒，并且显露于言辞和脸色。由此看来，刘邦还有刚强而不能忍耐的盛气，除了张良，又有谁能替他补正呢？

太史公司马迁曾猜测张良一定是个高大魁梧的男子汉，但实际上张良的身材、相貌就像少妇、少女，同他的志向和气概并不相称，所以我以为这就是张良所以为张良的特别之处啊！（王兴康）

贾谊论（原文·题解·注释·译文）

〔宋〕苏轼

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用其才也。

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古之贤人，皆负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

愚观贾生之论，如其所言，虽三代何以远过？得君如汉文，犹且以不用死。然则是天下无舜尧，终不可有所为耶？仲尼圣人，历试于天下，苟非大无道之国，皆欲勉强扶持，庶几一日得行其道。将之荆，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夏。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齐，三宿而后出昼，犹曰：“王其庶几召我。”君子之不忍弃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孙丑问曰：“夫子何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谁哉？而吾何为不豫？”君子之爱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后知天下果不足与有为，而可以无憾矣。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

夫绛侯亲握天子玺而授之文帝，灌婴连兵数十万，以决刘、吕之雌雄，又皆高帝之旧将，此其君臣相得之分，岂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贾生，洛阳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亦已难矣。为贾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绛、灌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谈之间，而遽为人痛哭哉！观其过湘为赋以吊屈原，纡郁愤闷，趯然有远举之志。其后卒以自伤哭泣，至于夭绝，是亦不善处穷者也。夫谋之一不见用，安知终不复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

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遗俗之累，是故非聪明睿哲不惑之主，则不能全其用。古今称苻坚得王猛于草茅之中，一朝尽斥去其旧臣而与之谋。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愚深悲生之志，故备论之。亦使人君得如贾谊之臣，则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见用，则忧伤病沮，不能复振。而为贾生者，亦谨其所发哉！

——选自《四部丛刊》本《经进东坡文集事略》

不是才能难得，而是自己把才能施展出来实在困难。可惜啊，贾谊是辅佐帝王的人才，却未能施展自己的才能。

君子要想达到长远的目标，则一定要等待时机；要想成就伟大的功业，则一定要能够忍耐。古代的贤能之士，都有建功立业的才能，但有些人最终未能施展其才能于万一，未必都是当时君王的过错，也许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我看贾谊的议论，照他所说的规划目标，即使夏、商、周三代的成就又怎能远远地超过它？遇到象汉文帝这样的明君，尚且因未能尽才而郁郁死去，照这样说起来，如果天下没有尧、舜那样的圣君，就终身不能有所作为了吗？孔子是圣人，曾周游天下，只要不是极端无道的国家，他都想勉力扶助，希望终有一天能实践他的政治主张。将到楚国时，先派冉有去接洽，再派子夏去联络。君子要想得到国君的重用，就是这样的殷切。孟子离开齐国时，在昼地住了三夜才出走，还说：“齐宣王大概会召见我的。”君子不忍心别离他的国君，感情是这样的深厚。公孙丑向孟子问道：“先生为什么不高兴？”孟子回答：“当今世界上（治国平天下的人才），除了我还有谁呢？我为什么要不高兴？”君子爱惜自己是这样的无微不至。如果做到了这样，还是得不到施展，那么就应当明白世上果真已没有一个可以共图大业的君主了，也就可以没有遗憾了。象贾谊这样的人，不是汉文帝不重用他，而是贾谊不能利用汉文帝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啊。

周勃曾亲手持着皇帝的印玺献给汉文帝，灌婴曾联合数十万兵力，决定过吕、刘两家胜败的命运，他们又都是汉高祖的旧部，他们这种君臣遇合的深厚情分，哪里只是父子骨肉之间的感情所能比拟的呢？贾谊不过是洛阳的一个青年，要想使汉文帝在一朝一夕之间，就全部弃旧图新，也真太难了。作为贾谊这样的人，应该上面取得皇帝的信任，下面取得大臣的支持，对于周勃、灌婴之类的大臣，要从容地、逐渐地、感情深厚地结交他们，使得天子不疑虑，大臣不猜忌，这样以后，整个国家就会按我的主张去治理了。不出十年，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怎么能在顷刻之间就突然对人痛哭起来呢？看他路过湘江时作赋凭吊屈原，心绪紊乱，十分忧郁愤闷，大有远走高飞、悄然退隐之意。此后，终因经常感伤哭泣，以至于短命早死，这也真是个不善于身处逆境的人。谋略一旦不被采用，怎么知道就永远不再被采用呢？不知道默默地等待形势的变化，而自我摧残到如此地步。唉，贾谊真是志向远大而气量狭小，才力有余而识见不足。古人有出类拔萃的才能，必然会不合时宜而招致困境，这就是所以若非英明智慧、不受蒙蔽的君主，就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古人和今人都称道苻坚能从草野平民之中起用了王猛，在很短时间内全部斥去了原来的大臣而与王猛商讨军国大事。苻坚那样一个平常之辈，竟能占据了半个中国，这道理就在于此吧。我很惋惜贾谊的抱负未能施展，所以对此加以详尽的评论。同时也要使君主明白：如果得到了象贾谊这样的臣子，就应当了解这类人有孤高不群的性格，一旦不被重用，就会忧伤颓废，不能重新振作起来。而象贾谊这种人，也应该有节制地发泄自己的情感啊！（丁如明）

喜雨亭记（原文·题解·注释·译文）

〔宋〕苏轼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则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书；汉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孙胜狄，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齐，其示不忘一也。

余至扶风之明年，始治官舍，为亭于堂之北，而凿池其南，引流种木，以为休息之所。是岁之春，雨麦于岐山之阳，其占为有年。既而弥月不雨，民方以为忧。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忧者以乐，病者以愈，而吾亭适成。

于是举酒于亭上以属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则无禾。’无麦无禾，岁且荐饥，狱讼繁兴，而盗贼滋炽。则吾与二三子，虽欲优游以乐于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遗斯民，始旱而赐之以雨，使吾与二三子，得相与优游而乐于亭者，皆雨之赐也。其又可忘邪？”

既以名亭，又从而歌之。歌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一雨三日，繄谁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不。归之造物，造物不自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选自《四部丛刊》本《经进东坡文集事略》

这座亭子用雨来命名，是为了纪念喜庆之事。古时候有了喜事，就用它来命名事物，表示不忘的意思。周公得到天子赏赐的稻禾，便用“嘉禾”作为他文章的篇名；汉武帝得了宝鼎，便用“元鼎”称其年号；叔孙得臣打败狄人侨如，便用侨如作为儿子的名字。他们的喜事大小不一样，但表示不忘的意思却是一样的。

我到扶风的第二年，才开始造官邸，在堂屋的北面修建了一座亭子，在南面开凿了一口池塘，引来流水，种上树木，把它当作休息的场所。这年春天，在岐山的南面下了麦雨，占卜此事，认为今年是个好年成。然而此后整整一个月没有下雨，百姓才因此忧虑起来。到了三月的乙卯日，天才下雨，甲子日又下雨，百姓们认为下得还不够；丁卯日又下了大雨，一连三天才停止。官吏们在院子里一起庆贺，商人们在集市上一起唱歌，农夫们在野地里一起欢笑，忧愁的人因而高兴，生病的人因而痊愈，而我的亭子也恰好造成了。

于是，我在亭子里向客人举杯劝酒，问他们道：“‘五天不下雨可以吗？’你们会回答说：‘五天不下雨，就长不成麦子了。’又问‘十天不下雨可以吗？’你们会回答说：‘十天不下雨就养不活稻子了。’没有麦没有稻，年成自然荒歉了，诉讼案件多了，而盗贼也猖獗起来。那么我与你们即使想在这亭子上游玩享乐，难道可能做得到吗？现在上天不遗弃这里的百姓，刚有旱象便降下雨来，使我与你们能够一起在这亭子上游玩赏乐的，都靠这雨的恩赐啊！这难道又能忘记的吗？”

既用它来命名亭子以后，又接着来歌唱此事。歌辞道：“假使上天下珍珠，受寒的人不能把它当作短袄；假如上天下白玉，挨饿的人不能把它当作粮食。一场雨下了三天，这是谁的力量？百姓说是太守，太守说没有这力量。归功于天子，天子也否认。归之于造物主，造物主也不把它当作自己的功劳，归之于太空。而太空冥然飘渺，不能够命名它，我因而用雨来命名我的亭子。”（王水照）

超然台记（原文·题解·注释·译文）

〔宋〕苏轼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餔糟啜醨，皆可以

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

夫所谓求福而辞祸者，以福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福。夫求祸而辞福，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复，如隙中之观斗，又焉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

余自钱塘移守胶西，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适桑麻之野。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乐也。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于是治其园圃，洁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补破败，为苟全之计。而园之北，因城以为台者旧矣；稍葺而新之，时相与登览，放意肆志焉。南望马耳、常山，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而其东则卢山，秦人卢敖之所从遁也。西望穆陵，隐然如城郭，师尚父、齐桓公之遗烈，犹有存者。北俯潍水，慨然太息，思淮阴之功，而吊其不终。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余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撷园蔬，取池鱼，酿秫酒，瀹脱粟而食之，曰：乐哉游乎！

方是时，余弟子由适在济南，闻而赋之，且名其台曰“超然”，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边。

——选自《四部丛刊》本《经进东坡文集事略》

凡是事物都有可观赏的地方。如有可观赏的地方，就一定有快乐，不必一定是奇险伟丽之景。吃酒糟、喝薄酒，都可以使人醉，水果蔬菜草木，都可以使人饱。类推开去，我到哪儿会不快乐呢？

人们之所以求福避祸，是因为福能带来快乐，祸会引起悲伤。人的欲望是无穷的，而能满足我们欲望的外物却是有限的。孰美孰丑，在心中争论不已，取此舍彼，又在眼前选择不停，这样可乐之处常常很少，可悲之处常常很多，这叫做求祸避福。求祸避福，难道是人之常情吗！这是外物蒙蔽人呀！他们只游心于事物的内部，而不游出于事物的外面；事物本无大小之别，如果人拘于其内部而来看待它，那么没有一物不是高大的。它以高大的形象临视着我，那么我常常会眼花缭乱犹豫反复了，如同在隙缝中看人争斗，又哪里能知道谁胜谁负？因此，美丑交错而生，忧乐夹杂并出，这不是很大的悲哀么！

我从钱塘调任到胶西地方来做知州，舍去坐船的安逸，而承受坐车骑马的劳累；放弃墙壁雕绘的漂亮住宅，而蔽身在粗木造的居室里；离开了湖山的景观，而行走在种植桑麻的野地里。刚到之时，连年收成不好，盗贼到处都有，案件也多不胜数；而厨房内空空如也，每天只吃枸杞菊花，人们一定都怀疑我会不快乐。过了一年，我面腴体丰，头发白的地方，也一天天变黑了。我既喜欢这里的风俗淳厚，而这里的官吏百姓也习惯于我的笨拙质朴，因此，在这里修整花园菜囿，打扫干净庭院屋宇，砍伐安丘、高密县的树木，来修补破败之处，作为苟且求安的法子。在园子的北面，靠着城墙而造的台已经很旧了，稍稍修葺使它焕然一新，常常与众人一起登台观赏。放开心意，尽展情志。从台上向南望去，是马耳山、常山，它们忽出忽没，时隐时现，若近若远，也许有隐士住在那里吧？而东面是卢山，秦人卢敖就是在那里隐遁的。向西望去是穆陵关，高高地如同城郭一般，姜太公、齐桓公的遗风，尚有留存。向北俯视潍水，不禁慨叹万分，想起了淮阴侯韩信的赫赫战功，又哀叹他不得善终。这台高大而又平稳，进深而又明亮，夏凉冬暖。雨雪纷飞的早晨，微风明月的夜晚，我没有不在那里的，客人们没有不跟从着我的。采摘园子里的蔬菜，钓取池塘里的游鱼，酿米酒，煮糙米，大家吃喝着，说道：“游玩真痛快啊！”

当时，我的弟弟子由恰在济南，听说了这件事，写了一篇赋，并且把这台命名为“超然”，以表示我到哪儿都快乐的原因，在于我的心能超出于事物之外啊！（王水照）

石钟山记（原文·题解·注释·译文）

〔宋〕苏轼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枹止响腾，馀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元丰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齐安舟行适临汝，而长子迈将赴饶之德兴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观所谓“石钟”者。寺僧使小童持斧，于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空空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莫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又有若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则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为此也。舟回至两山间，将入港口，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与风水相吞吐，有窾坎镗鞳之声，与向之噌吰者相应，如乐作焉。因笑谓迈曰：“汝识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无射也；窾坎镗鞳者，魏庄子之歌钟也。古之人不余欺也。

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余是以记之，盖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

——选自《四部丛刊》本《经进东坡文集事略》

《水经》上说：“彭蠡湖的入口处，有一座石钟山。”郦道元注解认为，“这里下临深潭，微风鼓动着波浪，湖水与山石相击，而发出洪钟般的声响。”这种解说，人们常有怀疑。现在拿钟或磬放在水中，即使是大风浪，也不能使它发出响声，何况是石头呢？到了唐朝的李渤，才开始查访这石山的旧迹，寻得两块石头在水潭边，他“敲敲石头，听听声音，南边那块石头的声音模糊厚重，北边那块石头的声音清脆悠远，停止敲击声音仍在散播，余音袅袅，久久才消失”，他自以为探得原由了。但是这种解说，我更加怀疑。石头铿然有声的到处都有，而单单这里的石头用“钟”来命名，这是什么原因呢？

元丰七年六月丁丑日，我从齐安郡乘船到临汝去，我的长子苏迈将到饶州德兴去做县尉，我送他到湖口，因此有机会看到李渤所说的“石钟”。寺庙里的和尚派一个小童拿着斧头，在乱石中挑一两块去敲敲，石头空空作响，我当然讥笑而不信这种解释的。待到晚上月明的时候，我只与苏迈坐了小船，来到峭壁下面。看到有块大石斜立着有千尺之高，象猛兽奇鬼一般，阴森森地象要搏击人；而山上栖息着的隼鹰，听见人声也惊然而起，在云中磔磔地叫着；又有象老人在山谷中边咳嗽边笑的声音，有人说：“这是鹳鹤啊！”我正犹豫着想回去，但从水面上突然响起了巨声，轰隆轰隆地象敲钟擂鼓之声而不停止，船夫大为恐慌，我慢慢地去察看，发现山下都是石洞石缝，不知有多深，微波涌进了洞、缝，流转奔腾，因而产生轰隆的声响。船转回到两山之间，刚准备进港，发现水流中间有块巨石拦住，上面可坐百人，里面空着又有很多洞穴，与风、水互相吞吐，发出物体相撞声和钟鼓齐鸣声，与先前轰隆的声音相呼应，如同奏乐一般。我就笑着对苏迈说：“你记得吗？轰隆的声音，象周景王的无射钟所发出的，撞击声和钟鼓声，又象是魏庄子的歌钟所发出的。古人不骗我们呀！”

事情不亲眼看到、亲耳听到就妄断有无，这可以吗？郦道元所看到的，大概与我相同，但他说得不详尽；一般士大夫们终究不愿亲驾小船夜泊峭壁之下，所以不能知道真相；而渔夫船夫，虽然知道了却无法写下来，这就是世上不能把真相传布开来的原因呀。而识见浅陋的人，竟用斧头敲击石头的方法来探求，自以为求得了结果。我所以记下了以上的经过，是因为叹惜郦道元的解释过于简略，也嘲笑李渤的解释太浅陋了。（王水照）

方山子传（原文·题解·注释·译文）

〔宋〕苏轼

方山子，光、黄间隐人也。少时慕朱家、郭解为人，闾里之侠皆宗之。稍壮，折节读书，欲以此驰骋当世，然终不遇。晚乃遁于光、黄间，曰岐亭。庵居蔬食，不与世相闻。弃车马，毁冠服，徒步往来山中，人莫识也。见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岂古方山冠之遗像乎？”因谓之方山子。

余谪居于黄，过岐亭，适见焉，曰：“呜呼！此吾故人陈慥季常也，何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问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环堵萧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

余既耸然异之，独念方山子少时，使酒好剑，用财如粪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下，见方山子从两骑，挟二矢，游西山，鹊起于前，使骑逐而射之，不获。方山子怒马独出，一发得之。因与余马上论用兵及古今成败，自谓一世豪士。今几日耳，精悍之色，犹见于眉间，而岂山中之人哉！

然方山子世有勋阀，当得官，使从事于其间，今已显闻。而其家在洛阳，园宅壮丽，与公侯等。河北有田，岁得帛千匹，亦足以富乐。皆弃不取，独来穷山中，此岂无得而然哉！

余闻光、黄间多异人，往往阳狂垢污，不可得而见，方山子傥见之与！

——选自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苏轼选集》

方山子，是光州、黄州一带的隐士。年轻时，仰慕汉代游侠朱家、郭解的为人，乡里的游侠之士都尊奉他。年岁稍长，就改变志趣，发奋读书，想以此来驰名当代，但是一直没有交上好运。到了晚年才隐居在光州、黄州一带名叫岐亭的地方。住茅屋，吃素食，不与社会各界来往。放弃坐车骑马，毁坏书生衣帽，徒步来往于山里，没有人认识他。人们见他戴的帽子上面方方的且又很高，就说：“这不就是古代乐师戴的方山冠遗留下来的样子吗？”因此就称他为“方山子”。

我因贬官居住在黄州，有一次经过岐亭时，正巧碰见了他。我说：“啊哟，这是我的老朋友陈慥陈季常呀，怎么会住在这里的呢？”方山子也惊讶地问我到这里来的原因。我把原因告诉了他，他低头不语，继而仰天大笑，请我住到他家去。他的家里四壁萧条，然而他的妻儿奴仆都显出怡然自乐的样子。

我对此感到十分惊异，就回想起方山子年轻的时候，曾是个嗜酒弄剑，挥金如土的游侠之士。十九年前，我在岐下，见到方山子带着两名骑马随从，身藏两箭，在西山游猎。只见前方一鹊飞起，他便叫随从追赶射鹊，未能射中。方山子拉紧韁绳，独自跃马向前，一箭射中飞鹊。他就在马上与我谈论起用兵之道及古今成败之事，自认为是一代豪杰。至今又过了多少日子了，但是一股英气勃勃的神色，依然在眉宇间显现，这怎么会是一位蛰居山中的人呢？

方山子出身于世代功勋之家，例应有官做，假如他能厕身官场，到现在已得高官荣名了。他原有家在洛阳，园林宅舍雄伟富丽，可与公侯之家相比。在河北地方还有田地，每年可得上千匹的丝帛收入，这些也足以使生活富裕安乐了。然而他都抛开了，偏要来到穷僻的山沟里，这难道不是因为他独有会心之处才会如此的吗？

我听说光州、黄州一带有很多奇人逸士，常常假装疯颠、衣衫破旧，但是无法见到他们。方山子或许能遇见他们吧。（丁如明）

日喻说（原文·题解·注释·译文）

〔宋〕苏轼

生而眇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状如铜盘。”扣盘而得其声；他日闻钟，以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烛。”扪烛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为日也。日之与钟、籥亦远矣，而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

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未达也，无以异于眇。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自盘而之钟，自烛而之籥，转而相之，岂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见而名之，或莫之见而意之，皆求道之过也。然则道卒不可求欤？苏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谓致？孙武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为致也欤！

南方多没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问于没人，而求其所以没，以其言试之河，未能不溺者也。故凡不学而务求道，皆北方之学没者也。

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今也以经术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务学。渤海吴君彦律，有志于学者也，方求举于礼部，作《日喻》以告之。

——选自《四部丛刊》本《经进东坡文集事略》

有一个生来失明的人不认识太阳，就向明眼人请教，有人告诉他说：“太阳的形状象铜盘。”说着敲击铜盘使瞎子听到声音。有一天，瞎子听到钟声响，认为那就是太阳了。又有人告诉瞎子说：“太阳的光亮象蜡烛。”瞎子摸了蜡烛知道了形状。有一天，瞎子摸到了管乐器籥，又认以为是太阳了。太阳与钟、籥差得远呢，而瞎子却不知道这三者的区别。这是由于瞎子从未见过太阳而只是听人说说的缘故。

抽象的道理比起太阳来要难见得多了，而普通人尚未明白它，也与瞎子不知道太阳没有什么两样。了解道的人要告诉别人什么是道，即使用巧妙的比喻去很好地开导，也并不比铜盘与蜡烛的比喻更形象。从铜盘到钟，从蜡烛到籥，一个譬喻接着一个譬喻地形容变化，这还有尽头吗？所以世上讲道的人，有的是就其看到的来解释道，有的是没有见过道而主观猜想它，这两者全都是求道的弊病。然而道是永远不可求得的吗？我说：“道是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到而不可以强求的。”什么叫自然而然地得到？孙武子说：“善于用兵的人能使敌人自投罗网，而不陷入敌人的圈套。”子夏说：“各行各业的手工艺人在作坊里完成他们的工作，君子通过学习而得到道。”不去强求而自然而然得到，这就是致的意思吧！

南方多善于潜水的人，这是因为天天与水为伴的缘故。他们七岁就能趟着水走，十岁就会游泳，十五岁就会潜水了。那潜水的人难道是随便学会潜水的吗？一定是掌握了水的规律。天天与水打交道，那么十五岁就可以熟悉水性。从小不接触江河湖水的人，即使过了三十岁，连看到舟船也会害怕它。所以北方的勇士，向会潜水的人请教了怎样潜水的方法，照着潜水人的讲解而到河里去试着游水，却没有一个不遭没顶之灾的。所以凡是想不学习而一心求道的，其实都象北方人学潜水一样。

过去国家以诗赋考试录取士人，士人所学繁杂而不崇尚儒道；现在用经义考试录取士人，士人明白要追求儒道却不肯专心学习。渤海人吴彦律，是位立志勤学的人，将去礼部应试，我写了《日喻》以勉励他。（丁如明）

答谢民师书（原文·题解·注释·译文）

〔宋〕苏轼

近奉违，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轼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自还海北，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

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类也。而独悔于赋，何哉？终身雕篆，而独变其音节，便谓之经，可乎？屈原作《离骚经》，盖《风》、《雅》之再变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可以其似赋而谓之雕虫乎？使贾谊见孔子，升堂有馀矣；而乃以赋鄙之，至与司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众，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因论文偶及之耳。欧阳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

所须惠力法雨堂字，轼本不善作大字，强作终不佳，又舟中局迫难写，未能如教。然轼方过临江，当往游焉。或僧有所欲记录，当为作数句留院中，慰左右念亲之意。今日至峡山寺，少留即去。愈远，惟万万以时自爱。

——选自《四部丛刊》本《经进东坡文集事略》

最近我俩分别之后，多次承你来信问候，详知你日常起居安好，十分欣慰。我禀性刚直简慢，学问迂阔，才质驽钝，因事连年被摘，不敢再自居于士大夫行列。自从回到海北，见到旧日亲友，也已经漠然如同隔代之人，何况与您平素没有交往，还敢与您订交吗？您数次屈尊光临，立谈之间一见如故，使我万分欣幸，意想不到，无法用言辞来形容。

您给我看的书启、诗赋、杂文，我已读了多遍。大作犹如行云流水，原本无一定的形式，飘荡流动，当行则行，当止则止，文理毫不做作，千姿百态，舒卷自如。孔子说：“说话不讲究文采，流传就不会广远。”又说：“言辞只求能表达意思就行了。”言辞仅要求能达意，好象是不讲究文采，这是很不对的。要把握住事物的微妙处，真象拴风捉影那样难。心中能把事物彻底弄清楚的，大概在千万人中也找不到一个，而何况是要用口说和手写把事物表达清楚呢？表达清楚的，这就叫“辞达”。言辞要做到能够达意，那么文采就运用不尽了。扬雄喜欢用艰深的辞藻来文饰浅显易懂的意思，假如直捷了当地说出来，就人人都能明白了。这种写作方法正是扬雄自己所批评的“雕虫篆刻”那一套。他的《太玄》、《法言》都属于这一类。而他偏偏只对作赋追悔，这是为什么呢？终身经营雕虫小技，而写作《太玄》、《法言》时仅仅变有韵之文为无韵之文，便称之为经，这可以吗？屈原作的《离骚》，是《风》、《雅》传统的再发展，即使与日月争辉也不逊色。难道我们可以因为它象赋而称之为雕虫小技吗？如果贾谊赶上了作孔子的学生，那么他的学行已经足以“入室”了。而扬雄却因他作过辞赋而贬低他，以至与司马相如等同。象这样浅陋的见解，在扬雄身上是很多的。这些话可以同明白人说，不能同一般人讲，我因为议论文章，所以偶然谈到。欧阳修先生说：“文章象赤金美玉，市上本有定价，不是凭谁的一句话就能论定价格的贵贱。”我啰里啰索讲了一大堆，对您未必有什么好处吧，真是惭愧惶恐不已。

您索要惠力寺法雨堂的题字，我本来不善于书写大字，勉强写来终究不好，又加上船上地方狭窄难以书写，所以未能遵命写好。但是我将路过临江，理当前去游览。或者寺僧要我写一点什么，我会写上几句留在寺院内，以安慰您的乡土之思。今天到达峡山寺，稍作逗留后就离开。相距越来越远，希望你千万随时珍重。（丁如明）

潮州韩文公庙碑（原文·题解·注释·译文）

〔宋〕苏轼

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其生也有自来，其逝也有所为。故申、吕自岳降，傅说为列星，古今所传，不可诬也。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是气也，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卒然遇之，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辩。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

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

盖尝论天人之辨，以谓人无所不至，惟天不容伪。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鱼；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故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而不得回宪宗之惑；能驯鳄鱼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镈、李逢吉之谤；能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盖公之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

始潮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自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称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而庙在刺史公堂之后，民以出入为艰。前太守欲请诸朝作新庙，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涤来守是邦。凡所以养士治民者，一以公为师。民既悦服，则出令曰：“愿新公庙者，听！”民欢趋之，卜地于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庙成。

或曰：“公去国万里，而谪于潮，不能一岁而归。没而有知，其不眷恋于潮也，审矣。”轼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无所往而不在也。而潮州人独信之深，思之至，焄蒿凄怆，若或见之。譬如凿井得泉，而曰水专在是，岂理也哉？”元丰七年，诏拜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韩文公之庙。”潮人请书其事于石，因作诗以遗之，使歌以祀公。其辞曰：

公昔骑龙白云乡，手抉云汉分天章，天孙为织云锦裳。飘然乘风来帝旁，下与浊世扫秕糠。西游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参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灭没倒影不能望。作书抵佛讥君王，要观南海窥衡湘，历舜九嶷吊英、皇。祝融先驱海若藏，约束蛟鳄如驱羊。钧天无人帝悲伤，讴吟下招遣巫阳。犦牲鸡卜羞我觞，於粲荔丹与蕉黄。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发下大荒。

——选自《四部丛刊》本《经进东坡文集事略》

一个普通人却成为千百代的榜样，一句话却成为天下人效法的准则。这是因为他们的品格可以与天地化育万物相提并论，也关系到国家气运的盛衰。他们的降生是有来历的，他们的逝世也是有所作为的。所以，申伯、吕侯由高山之神降生，傅说死后成为天上的列星，从古到今的传说，是不可否认的。孟子说：“我善于修养我盛大正直的气。”这种气，寄托在平常事物中，又充满于天地之间。突然遇上它，那么，王公贵族就会失去他们的尊贵，晋国、楚国就会失去它们的富有，张良、陈平就会失去他们的智慧，孟贲、夏育就会失去他们的勇力，张仪、苏秦就会失去他们的辩才。是什么东西使它这样的呢？那一定有一种不依附形体而成立，不依靠外力而行动，不等待出生就存在，不随着死亡就消逝的东西了。所以在天上就成为星宿，在地下就化为河川山岳；在阴间就成为鬼神，在阳世便又成为人。这个道理十分平常，不值得奇怪的。

自从东汉以来，儒道沦丧，文风败坏，佛、道等邪说一齐出现。经历了唐代贞观、开元的兴盛时期，依靠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等名臣辅佐，还不能挽救。只有韩文公从普通人里崛起，在谈笑风生中指挥古文运动，天下人纷纷倾倒追随他，使思想和文风又回到正路上来，到现在已经有三百年左右了。他的文章使八代以来的衰败文风，得到振兴，他对儒道的宣扬，使天下人在沉溺中得到拯救，他的忠诚曾触犯了皇帝的恼怒，他的勇气能折服三军的主帅：这难道不是与天地化育万物相并列，关系到国家盛衰，浩大刚正而独立存在的正气吗？

我曾谈论过天道和人事的区别：认为人没有什么事不能做出来，只是天不容许人作伪。人的智谋可以欺骗王公，却不能欺骗小猪和鱼；人的力量可以取得天下，却不能取得普通老百姓的民心。所以韩公的专心诚意，能够驱散衡山的阴云，却不能够挽回宪宗佞佛的执迷不悟；能够驯服鳄鱼的凶暴，却不能够制止皇甫镈、李逢吉的诽谤；能够在潮州老百姓中取得信任，百代都享受庙堂祭祀，却不能使自身在朝廷上有一天的平安。原来，韩公能够遵从的，是天道；他不能屈从的，是人事。

从前，潮州人不知道学习儒道，韩公指定进士赵德做他们的老师。从此潮州的读书人，都专心于学问的研究和品行的修养，并影响到普通百姓。直到现在，潮州被称为容易治理的地方。确实不错啊，孔子曾说过这样的话：“有地位的人学了道理，就会爱护人民；地位低的人学了道理，就容易治理。”潮州人敬奉韩公，吃喝的时候必定要祭祀他，水灾旱荒、疾病瘟疫，凡是有求助于神灵的事，必定到祠庙里去祈祷。可是祠庙在州官衙门大堂的后面，百姓以为进出不方便。前任州官想申请朝廷建造新的祠庙，没有成功。元祐五年，朝散郎王涤先生来担任这个州的知州，凡是用来培养士子，治理百姓的措施，完全以韩公为榜样。老百姓心悦诚服以后，便下命令说：“愿意重新修建韩公祠庙的人，就来听从命令。”老百姓高高兴兴地赶来参加这项工程。在州城南面七里选了一块好地方，一年后新庙就建成了。

有人说：“韩公远离京城约万里，而贬官到潮州，不到一年便回去了，他死后有知的话，是不会深切怀念潮州的，这是明摆着的。”我说：“不是这样的，韩公的神灵在人间，好比水在地上，没有什么地方不存在。而且潮州人信仰得特别深厚，思念得十分恳切，每当祭祀时，香雾缭绕，不由涌起悲伤凄怆的感觉，就象见到了他，好比挖一口井得到了水，就说水只在这个地方，难道有这个道理的吗？”元丰七年，皇帝下诏书封韩公为昌黎伯，所以祠庙的匾额上题为“昌黎伯韩文公之庙。”潮州人请我书写他的事迹刻在石碑上，因此作首诗送给他们，让他们歌唱着祭祀韩公，歌词说：

您从前骑龙邀游在白云乡，双手拨动银河，挑开天上的云彩，织女替您织成云锦衣裳。您轻快地乘着风来到皇帝的身旁，下降到人间，为混乱的俗世扫除异端。您在西边游览了咸池，巡视了扶桑，草木都披上了您的恩泽，承受着您的光辉普照。您追随李白、杜甫，与他们一起比翼翱翔，使张籍、皇甫湜奔跑流汗、两腿都跑僵了，也不能仰见您那能使倒影消失的耀眼光辉。您上书痛斥佛教，讽谏君王，被邀请到潮州来观看，中途又游览了衡山和湘水，经过了埋葬帝舜的九嶷山，凭吊了娥皇和女英。到了潮州，祝融为您在前面开路，海若躲藏起来了，您管束蛟龙、鳄鱼，好象驱赶羊群一样。天上缺少人材，天帝感到悲伤，派巫阳唱着歌到下界招您的英魂上天。用牦牛作祭品，用鸡骨来占卜，敬献上我们的美酒；还有殷红的荔枝，金黄的香蕉。您不肯稍作停留，使我们泪下如雨，只得送您的英灵，披着头发，轻快地返回仙乡。（王从仁）

前赤壁赋（原文·题解·注释·译文）

〔宋〕苏轼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箫者，依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主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选自《四部丛刊》本《经进东坡文集事略》

壬戌年的秋天，七月十六日，我和客人荡着船儿，在赤壁的下面游览。清凉的风缓缓吹来，水面上不起波浪。我端起酒杯劝客人们喝酒，朗颂“明月”的诗歌，高唱“窈窕”的篇章。一会儿，月亮从东山上升起，在斗宿和牛宿之间逗留不前。白濛濛的水气笼罩江面，江水的泛光和天空连成一片。任凭小船向何处漂荡，越过茫茫无边的江面。江面是那么浩瀚啊，船儿象凌空乘风而行，不知道将要飞向何方；我们轻快地飘起啊，象脱离尘世，无牵无挂，飞升到仙境的神仙。

这时，酒喝得十分欢畅，我敲着船边唱起歌来，歌词说：“桂木做的棹啊兰木做的桨，划开清澈澄明的江水，迎着江面浮动的月光。我的情思啊悠远茫茫，盼望着‘美人’啊，在天边遥远的地方。”客人中有位吹洞箫的，随着歌声伴奏。那洞箫声呜呜地响，象怨恨，象思慕，象抽泣，象倾诉；吹完后，余音悠长，象细长的丝线延绵不断。使得潜藏在深渊中的蛟龙跳起舞来，使得孤独小船上的寡妇哭泣起来。

我顿时脸色改变，整理好衣服，端正地坐着，问客人说：“为什么箫声这样悲凉呢？”客人说：“‘月明星稀，乌鹊南飞’，这不是曹操的诗句吗？向西望是夏口，向东望是武昌，山水互相环绕，草木茂盛苍翠，这不就是曹操被周瑜打败的地方吗？当他占领荆州，攻下江陵，顺着长江东进的时候，战船连接千里，旌旗遮蔽天空。他面对长江饮酒，横握长矛吟诗，本是盖世的英雄，如今在哪里呢？何况我和您在江中小洲上捕鱼打柴，和鱼虾做伴侣，与麋鹿交朋友，驾着一片叶子似的小船，拿着简陋的酒杯互相劝酒。就象蜉蝣一样，将短暂的生命寄托在天地之间，渺小得象大海里的一粒米。哀叹我们生命的短促，羡慕长江的无穷无尽。希望拉着神仙飞升遨游，和明月一起永世长存。明知道这种想法是不可能轻易实现的，只好把感慨寄托在曲调之中，在悲凉的秋风中吹奏出来。”

我对客人说：“您了解那江水和月亮吗？江水总是象这样不断地流去，但始终没有消失。月亮有时圆有时缺，但最终没有消损和增长。原来，如果从那变化的一面去看它，那么天地间的万事万物，连一眨眼的功夫都不曾保持过原状。从那不变的一面看，那么事物和我们都是无穷无尽的，还羡慕什么呢？再说，天地之间，事物都各自有其主宰，如果不是我所有的东西，虽然是一丝一毫也不能取用。只有江上的清风，和山间的明月，耳朵听到它就成为声音，眼睛看到它就成为颜色；取用它们没有人禁止，享用它们不会竭尽。这是大自然的无穷的宝藏，我和您可以共同享用的。”

客人高兴地笑了，于是洗了酒杯，重新斟酒再喝。菜肴和果品都吃完了，空杯、空盘杂乱地放着。我和客人们互相靠着在船中睡着了，不知不觉东方已经发白。（王从仁）

后赤壁赋（原文·题解·注释·译文）

〔宋〕苏轼

是岁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将归于临皋。二客从予过黄泥之坂。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顾而乐之，行歌相答。

已而叹曰：“有客无酒，有酒无肴，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举网得鱼，巨口细鳞，状如松江之鲈。顾安得酒乎？”归而谋诸妇。妇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需。”

于是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予乃摄衣而上，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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